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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2页）

所以，有研究者指出：“来自施暴者的信息的可信度最低。”

从翁新平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男人通过施暴巩固了权力，但他们也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比如翁新平，他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夫妻之爱，没有得到过真正温馨平和的家庭生活，他在狱中写的7封信，每一封都反映出他内心的孤独凄楚，也反映出他对妻儿的思念。

和其他大多数施暴者一样，他毒打妻子并不是为了离婚，而是为了更牢固地控制她，显然，离婚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他说他还爱着妻子，但残酷的暴力早已摧毁了妻子对他的爱，他特别盼望儿子有出息，但他给儿子带来的伤害很难弥补，他对别人施暴，同时他也亲手毁掉了自己本来可以很幸福的家。

在度过数年的牢狱生活之后，他还将面对孤身一人的凄凉。

每一个施暴者都是生活的失败者。

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都有严重的戕害。

我们的传统文化鼓励甚至欣赏男人使用暴力，比如我们常把粗鲁、野蛮看成是有男子汉气，把主观、武断、喜欢统治别人看成是有能力的表现，暴力倾向时常还会被认为是一种英雄主义。

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陶来恒教授在分析男性施暴者的心理时谈到：“很多情况下，男性可能视暴力为一种回应他人威胁的可以接受的方式，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有效措施、证明自己的力量的可靠证据。

所以，男性的社会化潜含着暴力倾向和行为的养成。”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但是暴力并不是只带给男人耀武扬威的快感，翁新平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了他害人又害己的悲剧，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失落和孤独。

在瑞典，有专门为施暴男子服务的男子危机干预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些男性施暴者打电话向他们求助，他们诉说殴打妻子之后，他们也有深深的挫败感，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认为搞不好家庭关系，不能正确向妻子、家人表达自己的内心是自己的无能。

所以说，我们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并不是向男性讨伐，而是力图促进社会改变产生暴力的性别文化结构，使男女两性都得到更符合人性的发展。

西方一些男士早已认识到了这样做的意义。

1991年，加拿大一位叫做霍夫曼的先生和其他一群男士，认识到自己有责任敦促男人站出来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他们决定将佩戴白丝带作为男人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象征。

叙述人童春花

访谈人宋美娅

访谈时间2001年2月25日访谈地点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

录音整理宋美娅

文稿编辑宋美娅童春花，1965年出生，高中毕业，北京人。

1988年结婚之后；她便开始遭受丈夫和婆婆的暴力，童一再忍耐，其间数次提出离婚，但终未成功。

1997年6月12日，丈夫趁她不备，将一种混合易燃物泼到她的身上，随即，他打着了打火机，童被大火吞噬。

后来，幸而抢救成功，但已严重烧伤。

2000年3月19日，在童春花的顽强申诉中，施暴者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一次见到童春花的时候天还冷，那天，她穿了件半大的灰色棉衣，进门时我就看出来她的两只手尽量缩在袖子里，尽管事先我知道她被丈夫焚烧后留有伤残，但当她伸手接我递上的一杯热水时，我还是吓了一大跳：她的一双手完全变了形，5个手指粘连在一块，红色、疤结累累，没有一点正常颜色的皮肤。

下午，我们谈得彼此熟悉了，我又看了她身上的伤，大面积的疤痕缠着她的躯体，疤痕上还打着结，揪着肉条，好似一个丑陋的魔鬼附在她身上。

她的身体摸起来坚硬，像一块甲板。

她说伤疤要每天洗，要不然皱折处就会发炎。

所幸的是，她的脸上伤不太重，还能看出当初的眉清目秀。

结婚时也曾相爱我叫童春花，出生在1965年1月15日。

在我不到3岁时，我母亲去世，我是跟着父亲、哥哥、姐姐长大的。

198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一个同学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就是李军（化名），见面那天晚上，他骑了辆破车，没有闸，真像相声里说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我看他的衣服上大补丁小补丁的，裤子上净是窟窿，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