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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看见了中国华侨在建设美丽的新加坡的事业中的勋劳:&ldo;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
……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
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
&rdo;&ldo;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
&rdo;(注:《还想着它》。
)老舍从这些华侨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中间潜在的伟力。
&ldo;我们伟大。
&rdo;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ldo;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
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
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
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
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
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
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
&rdo;(注:《还想着它》。
)对&ldo;真有劲的中国人&rdo;‐‐垦荒、造屋、捕鱼的赤脚的劳动人民的崇拜,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老舍思想上得到的这一点认识,是他在新加坡所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思想感情上的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这突出表现在作品主题的把握上。
本来在来南洋前他已经开手写作一部叫做《大概如此》的长篇。
他自己讲:这部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
情节的中心是写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的救了富女的,两个人发生了恋爱。
结局是,男的堕入情海之中,女的却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
老舍&ldo;不满意这个题旨&rdo;。
这部小说&ldo;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rdo;。
到了新加坡,由于新思想的激荡,他&ldo;看不起这本书了&rdo;,决定停笔。
(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这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
在《二马》中,我们看到一个爱国者的沉思,对于祖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有着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批评,愤激之中透露着悲哀,切望民族复兴又苦于没有希望,那感情是沉郁的。
但是在新加坡,他看到了另一方面的情形。
他这时从纷乱的、落后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中,看到那深藏于内的希望的种子:中国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对于压迫者的抗争的精神。
他从肯定马威求实的生活态度、强国救民的理想,进而发展到希望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
他自己也是很宝贵这种认识上的提高的,他不无兴奋地说过:&ldo;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
&rdo;(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
《小坡的生日》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开始创作的。
这部作品明快的情调反映了他乐观的情绪。
一九三○年二月底,老舍辞去华侨中学的教职,登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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