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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3页）

一九二三年二月底或三月初，老舍自天津回到北京。

在北京，他在顾孟余先生主持的教育会作文书，同时在北京市第一中学兼教两小时国语。

这时他每月的收入只五十块钱，抵不上做劝学员时工资的三分之一。

然而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的引诱，刻苦自励。

生活拮据，他宁可卖掉皮袍，给老母添置寒衣和米面，也绝不随意借债。

罗常培晚上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所去看他时，他含泪把自己的苦衷据实以告。

罗常培恳挚责问：&ldo;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

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rdo;他的回答是：&ldo;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rdo;檐前的铁马被带哨子的北风吹得叮当乱响，两个年轻的朋友相对无言，这就是彼此的支持了。

（注：详见《我与老舍》。

）

二十年代初，老舍同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有过较多的联系。

他同进步的、爱国的宝广林（乐山）是挚友，宝广林主事过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

老舍曾在缸瓦市堂附设的英文补习夜校学习英语，并帮助教会做些社会工作。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证道团主办的刊物《生命》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刊出老舍翻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原作者就是宝广林。

宝广林用英文写作，他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宣扬一种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大同主义。

他认为，应该&ldo;扑杀蓄婢之制，以提高妇女地位，置婴孩于家庭中心，而尊崇独妻之制。

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

&rdo;（注：详见曾广灿：《老舍早期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这种主张，自然带有唯心主义的、空幻的色彩，但对于出身贫寒、渴望自由平等的老舍，却是救世的福音。

老舍的思想当时还没有达到先进思想家的高度，他还不善于分辨理论上的真伪，是很自然的。

应该说，他还处在探索中。

一方面，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又处在朦胧状态中。

在这种情形下，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就难免受到包括博爱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的影响。

在博爱主义的影响下，他于一九二二年加入基督教，受洗礼，也是一件自然的事。

应该看到，对于早年受到的这种博爱主义的影响，到了三十年代初他是有所认识的，在后来的创作中，他并且借否定具有博爱主义思想的人物，否定了这种思想，这就是《黑白李》。

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的思想历程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老舍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