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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第2页）

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

我也从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对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粉碎“四人帮”

以后，生活翻了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

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

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

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也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

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

后不久平反。

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

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

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的就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

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

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

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

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

我也亲历亲见过，四川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文革”

中二次复出，他的小孩一直与我们是朋友。

“文革”

初期他父亲被关进监狱中，当时听他女儿说过几天组织要去监狱与他父亲谈话，让他重新出来任四川省委书记。

他一出来都毫无怨言就投入了工作。

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

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来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

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

期间，我们基建工程兵小组与铁道兵小组的中心话题就是裁军，因为一开完“十二大”

，我们就要整建制地离开军队，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二十年的军队生活。

当时，父母也不太理解党的开放改革，也认为离开军队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