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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3页）

信打在经济部长的专用信纸上，放在部长案头。

经济部长签了名，总共是七封信。

这是假公济私，滥用公权。

莫勒曼就从高处重重的摔下来，恐伯再也爬不起来。

同样的事情若在台湾或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主审历史人物昂纳克的法官，一个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务。

他犯了&ot;未能保持中立&ot;的错误。

怎么犯的呢?他的属下给了他一张柏林地图，恳求他转交给昂纳克，请昂纳克在地图上签个名。

包提根果真这么做了，他马上失去了主审宫的权位。

由于一个签名。

同样的情况若在台湾、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两个签名所告诉我们的是，德国人如何固执而彻底的要求他们代表公权的人物保持绝对的清白。

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各个社会对&ot;清白&ot;的理解自然也有差异。

日本人对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联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极大的差距。

但是，对于像台湾这样一个刚刚踏上民主过程的社会，德国人这种毫无余地的对政治人物&ot;清白&ot;的要求，或许有借镜的参考价值。

在同一天的新闻中，还有另一桩事情透露了日尔曼民族的&ot;清白&ot;观。

马格德堡是从前东德的大州。

前东德的马州公安部长被判两年三个月的徒刑，不准假释。

如果这个判决不被推翻，它就为将来的对东德各个阶层进行的审判立下一个典范。

前公安部长穆勒的罪名是什么?第一，他核发了2500件电话窃听许可;二，他的部门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邮件;三，他从邮件中截取了至少35万马克的现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销毁。

这些都发生在1989年间。

法官说，他们也知道，窃听、截邮、没收现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发明，而是东德普遍的一贯措施，那35万马克也并未进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记录分明的成为公安组织的公款。

可是，法官说，穆勒是学法律出身的，他应当知道，即使是东德本身的宪法都对个人隐私和财产有明文保障的;他应当知道，上级给他窃听截邮的命令都是违法的。

知道是违法的，他就该抗命。

法官说，他们也知道，抗命的结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法官说，解聘又怎么样?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寻常人高出许多，解聘了也坏不到哪里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现实考虑，对这些法官而言。

促使经济部长和昂纳克主审官下台的&ot;清白&ot;观使我油然生敬，将从前敌国的情报头子治罪的&ot;清白&ot;却使我不寒而栗。

哪一国的宪法不保障隐私和权益，而哪一国的情报头子不窃听不截邮呢?一方面承认穆勒的所作所为只是忠于职守、&ot;尽忠报国&ot;，另一方面却又加以治罪，因为他的&ot;忠&ot;是一种错误的&ot;忠&ot;‐‐由胜利者的标准来看。

一方面承认抗命会招致个人灾难，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个人灾难之不为灾难，完全是隔岸观火的轻松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