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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ot;密友&ot;，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人没有丝毫让&ot;死者已矣&ot;的意思，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

里根总统到西德bitburg墓园去献花，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纳粹士兵。

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ot;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ot;艾瑞卡回忆着，&ot;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

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ot;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ot;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ot;

&ot;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ot;开书店的乌拉说，&ot;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ot;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ot;绿人&ot;;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

&ot;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ot;她强调着，&ot;就是我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ot;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ot;你知道拒绝当兵的结果吗?&ot;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ot;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ot;&ot;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

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ot;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

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ot;小纳粹&ot;，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ot;救德国&ot;的理想。

只是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

德国投降，伙伴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ot;将来要重建祖国!&ot;

&ot;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

&ot;斯杜克抽着烟，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ot;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

&ot;&ot;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ot;反问的是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

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

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ot;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

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ot;

&ot;不对，不对!&ot;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ot;你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

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ot;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ot;罪不可赦，罪不可赦!&ot;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

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

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ot;受害者&ot;），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

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

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