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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相比到美国演出前的焦虑和担忧，梅兰芳此次的心态平和了许多。

当初他对中国京剧是否能被西方人接受是毫无把握的，面对的又将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心中忐忑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距访美又过去了四五年，他对世界各国的文化，特别是读过程砚秋的《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之后对欧洲戏剧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也就少了因为不知情所带来的惧怕。

另一方面，当初他去美国演出，不但旅费自筹，演出如果不卖座的话，他将面临破产，因而经济压力是相当大的。

此次去苏联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苏联政府出面邀请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由对方负担。

再者，梅兰芳在选择演出剧目时，不得不考虑到苏联与美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也不同，演出剧目自然是要有差别的。

尽管如此，当初他为访美而准备的宣传品和演出设备等，则是可以继续延用的。

从这一角度上看，客观上也为他减轻了许多麻烦。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在去过两次日本、一次香港和一次美国之后，对于出国演出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也使他比访美要轻松许多。

心态上的差异并没有让梅兰芳轻视访苏。

就他对苏联的认识，这个国家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它的戏剧传统远优于美国，戏剧人才的文化层次也远高于美国。

他在美国面对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学者以及以卓别林为代表的演艺界人士，而在苏联，他面对的将是一批真正的戏剧理论专家。

为迎接梅兰芳的到来，苏方特地组织了一个&ldo;招待梅兰芳委员会&rdo;。

该会主席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罗舍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担任，委员有：苏联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剧院院长丹钦科、梅耶荷德剧院院长梅耶荷德、卡美丽剧院院长泰伊罗夫、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国家乐剧协会会长韩赖支基、艺人联合会会长鲍雅尔斯基、名剧作家特列加科夫等等。

这份名单包含了苏联戏剧、电影、文学界的最高层次人士。

可以说，梅兰芳是怀揣经济压力赴美的，而此次赴苏，他有的便是自感戏剧理论不足所造成的压力。

因此，没有厚实的文化底蕴，没有充分的思想和技术准备，他或许不能继在美国演出后再创佳绩。

此时，身居上海的梅兰芳已经无法倚仗仍处北平的齐如山，也就是说，这对黄金组合因为分处京、沪两地而拆伙。

继续在他身边辅佐筹备工作的是冯幼伟和吴震修，而真正能在艺术上担当重任的仍然是张彭春。

在筹备访苏期间，梅兰芳接受胡适的建议，除再次聘请张彭春为剧团总指导外，又聘请戏剧家余上沅为副指导。

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赴美研究戏剧。

据说他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一是出于对梅兰芳艺术的欣赏，另一个原因便是胡适的极力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