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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志怪应逢天雨粟（第5页）

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也有打通不同书体的议论，所讲的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虽说也是奴婢不能企及，而于钱泳之论所关心骛志者已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在《论行楷隶篆通变》的三则短文里，读者不难发现他的企图是让学书者在现成的各书体之间相互参详，彼此融会，乃有“楷之生动，多取于行。

篆之生动，多取于隶。

隶者，篆之行也”

的话，也确乎是由此才会开发出下面这种立论：书写篆字，必须参之以隶书的笔法才能具备风姿；同样的道理说去，书写隶字，必须参之以楷书的笔法才能具备风姿。

沈曾植给定了个套路的名称，谓之：“通乎今以为变也。”

显然这样的说法有一种近于“结果论”

的趣味，我却一直在想，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放诸四海”

一番，说，若要写好古体诗，必须参之以近体的笔法才能具备风姿；若要写好近体诗，必须参之以词的笔法才能具备风姿；若要写好词，必须参之以曲的笔法才能具备风姿……

但是沈曾植的话还没说完，他在“通乎今以为变”

之后，还有另一半道理：书写篆字，必须参之以古籀的笔法才能得其本质；书写隶字，又必须参之以篆字的笔法才能得其本质，这也有个名堂，叫：“通乎古以为变也。”

他的结论非常明白，不过是：“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

前一句话很好理解，后一句的“赜”

字不常为人所用，根据《易·系辞上》孔颖达疏，乃“幽深难见”

之义，通句就是呼应前句的“物相杂而文生”

，而以为事物必须穿透种性类别，相须相濡，与化与共，才能够肌理邃密，涵蕴深沉。

这个时候，我那禁忍不住的胡思乱想又来了，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放诸四海”

一番，说，若要写好现代小说，必须参之以古典小说的笔法才能得其本质。

这话能通不能通呢？

沈曾植从钱泳的历史制高点上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他对“天真”

或者“人与符号、世界、意义的第一次联系”

这一类的问题似乎完全没有兴趣。

到了晚年，书法之于他，已经不具备也不涉及任何现实意义，现实世界的诸般外显价值也不能动摇他分毫。

纯粹耽于书写之美，以及这个美的发现方式、创造方式、理解方式甚至评价方式；这些成了无外的追求、仅存的目的。

他愿意勠力以赴的事，就在散原老人的诗中毕现：无论入耳与否，门前戛戛然而来、碌碌然而去，震撼户牖的客车之声何尝惊扰过我们的寐叟？他将自己埋在满床的书画字纸之间，并不觉得有什么欠缺，有什么拮据——“车轮撼户客屡过，签轴堆床公不贫。”

五

一转眼之间，我也已经步入这“楼屋深深避世人”

的年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读帖、写字，乃至于以作古典诗为早晚课。

生活中绝大部分安静独处的时候，仿佛重回八九十来岁上，总在亲近每一个我所接触的文字，而不再擘划着、向往着经营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偶尔兴起“我的主业好像应该是写小说”

一念，总觉得不可思议。

似乎生命中所曾念兹在兹的一桩大事业竟然可能是个误会。

这觉悟——或曰非典型觉悟——的心情可以用一段对话来表现。

那是2009年9月间，我参加法兰克福书展。

在凛冽的北国秋风之中，我和一位相识多年的评论家走在夜街上，他告诉我他画水墨画已经很多年了，我听了吓一跳，有如发现日常熟悉的街坊店铺原来是一座黑道堂口，立刻追问了几句，他答得很地道，不是寻常那些偶触纸墨即称师号艺之流的人物，可他也反唇相稽，问了我一句：“你每天写古诗，还会回来写小说吗？”

“回来”

二字用得多么无心而传神，而我的答复几乎是不假思索而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