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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太阳了一则小说的主体说（第2页）

卡夫卡在《审判》里写K打开的窗口里，尽是些对主人翁的世界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却溢满平庸生命饱和丰盈细节的人们——在窗口抽烟抱孩子的人、赤脚坐在小木箱上读报纸的人、围着手拉车晃荡戏耍的男孩以及穿紧身睡衣在水泵前汲水的少女（“她水罐里的水满了上来”

），当然，还有在法庭大厅里，一个又丑又瘦的大学生推倒看门的女人，在旁听期间与之做爱的经典级怪诞场面。

昆德拉认为K即使在自由被极度剥夺的情况下，在最残酷的时刻里，仍保留了决定将窗朝向“托尔斯泰的风景”

的自由，朝向人们给K剥夺掉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

于焉卡夫卡“创造了极为无诗意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

。

相对于卡夫卡，昆德拉并没有因为自己痛诋写实主义文学传统而揄扬乔治·奥威尔。

后者以《动物农庄》《一九八四》等书成名之后，的确曾因冷战与东西两大集团的种种文化对峙而声名鹊起；甚至在1984那一年，全球主要媒体还翻炒此书，昆德拉却认为这一本书中没有“窗”

：“那里，人们看不见少女和她盛满水的水罐；这部小说严密地向诗关闭；小说？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读物）……奥威尔的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此一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

如果小说是一种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之中充满了不幸。

新的判决改判他在西伯利亚鄂姆斯克监狱服四年苦役，期满之后又被分配到步兵团干了六年小兵。

从1850年到1859年，只勉强完成了《死屋手记》；然而他也是幸运的——其中之最是他没给真的绞杀掉，而且，当死亡逼近切身之际，他从篷车窗口忘我地看见了生活。

那不是小说家自己行将就戮的下场，而是一群好事的陌生人（多么平庸而幸福的人们），去向米海尔报知一个死讯。

临窗一瞥之际，我们的小说家似乎“看见”

了他人的生活。

那情景在当下自然是虚拟的，可是正因“众人前去报死讯”

是虚拟的，小说家在那个当下便没有被迫近的死亡威胁而屈从；虚拟的“众人前去报死讯”

、虚拟的米海尔伤心欲绝……占据了小说家的思绪，将他和真实的临刑处境阻绝。

我们不必过度解释或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死亡时多么无惧或无畏，反而得以在他幸免于难之后这段不经意的溯忆之中发现：是一个小说家的视野——虚拟的事件，打开一扇越过死亡的窗口。

我们听惯了文人吹嘘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不亚于生命，以及写作即生活这一类的话。

然而，如果小说可被视为一种生活，它就不得不拥有超越一切宰制（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乃至于诸般凌驾于其上的指导权力）的主体性。

1922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三年才出生的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在《新俄罗斯散文》中写道：“艺术必须是自律性的，而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视者、怀疑家、反抗者产生出来。”

扎米亚京（Y.I.Zamyatin，1884—1937）在20世纪初叶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反帝俄体制的布尔什维克，也曾遭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的命运：被捕而后流放。

然而，未曾几何，1920年到1921年，他以异端者、怀疑家的角度，写下了《我们》这部小说。

《我们》直到1988年才正式解禁出版，此前除了以手抄本形式在苏联境内流传之外，还有英、法及捷克文等版本。

其间，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文学人口并不知道：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其实在种种规模上（包括角色、情节、处境以至于关切的课题等）都有蹈袭此书（或者“向经典致敬”

）之嫌。

然而，《我们》与《一九八四》这两本书确乎有着极重要的分野。

这个分野标记着小说是或不是一种生活。

吻一个丑老太婆的嘴

扎米亚京的《我们》里，描述了“单一国”

开发宇宙的“整数号”

太空船建造总指挥D-503这个主人翁被异性的启蒙者（诱惑者）I-330带引，进入一个和整个理性化、机械化、数学化、宰制化的国家环境格格不入的世界，也就是保存着自然状态的“古代馆”

。

甚至还经过“古代馆”

的通路，来到“单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