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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告诉我一点一则小说的显微镜（第8页）

的典型，而不得不把自己放逐到非洲大陆去从事一场启蒙之旅。

这是一个被小说家矫揉造作出来的角色，所以他的旅程尽管有如堂吉诃德般洋溢着荒谬的奇趣，却只合是一个在卡夫卡的思想和屠格涅夫的现实之间“摆荡的人”

（

DanglingMan

，1944）。

不过，在一个擅于掌握象征技术的小说家笔下，矫揉出来的角色，仍然会绽放动人的神采。

贝娄让亨德森在继承自他父亲的书房里随手翻读书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两句名言。

这个细节当然散发着造作之气，却十足缩影也聚焦了小说的企图：

有一天，我读到下面这句话：“罪的宽恕是无休无止的，最初那行为之正当与否也就无须计较了。”

这使我大为赞叹，禁不住来回踱步，喃喃自语。

可惜我忘了这句话出自哪本书，它是我父亲留下的好几千本书中的一本，这些书中有一些还是他自己写的。

于是我翻找了几十本书，找到的却只是钞票，因为我父亲习惯用纸币当书签。

不管是五块、十块还是二十块的钞票，只要是碰巧放在他的口袋里的。

有些还是早在三十年前就已作废的那种大大的黄背钞票……便花了老半天，站在梯子上，把书一本一本地抖开，纸币便一张一张地飘落在地板上。

然而，我始终找不到那句关于宽恕的话。

意义的仪式场

这样的细节明明白白在象征一种足以统摄整个小说及角色的意义——被遗忘的宽恕、知识夹缝中的废钞、无视于金钱价值的寻找和追求……贝娄像个诗人一般将绵密的寓意缝制到亨德森无聊生活中的一个片段里去；也正因为这些寓意充塞在如此精巧安排的细节之中，闪烁着光芒，有如砂中之金，它立刻吸引了喜欢或习惯在小说中发现确凿存在于现象之下的意义的世故读者——他们是批评家、小说研究者和学院里的文学教师；这种世故的读者和贝娄这样的作者是打造小说意义的共谋。

尽管他们互不相识，然而双方都熟练地知道对方会将意义埋藏在什么样的细节之中，以及到什么样的细节里寻找意义。

有些时候，作家生怕他的读者（尤其是有教养的读者）教养不够，还会像个解说员那样进一步在小说中诠释自己的意思。

贝娄在《雨王亨德森》的第十九章里让亨德森写了一封给妻子的告白信，毋宁可以视之为贝娄写给与他同玩寻宝游戏读者的一封信。

我们的作家太不相信我们了——他非但指出地图上的藏宝地点，还公布了宝藏的内容：

“我放弃了小提琴，我想我永远也不能用它来达到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使我的精神超越尘世，并且离开那死亡的躯体。

我是非常顽固的，我要使自己出现在另一个世界里，我的生命和行为是一座牢狱。

《雨王亨德森》是一部我经常重读的小说；它翻写《堂吉诃德》、瓦解《大亨小传》的秘密企图永远令我读得兴味十足。

但是它也在过度经营细节意义的仪式上做了最糟糕的拙劣示范。

亨德森如果是个活人，绝对不会因为他在故事收场时“重新寻获爱的能力”

（以带回一只非洲小狮子为“象征”

）而快乐，因为他从头到尾只是贝娄为了兜售显微镜而附赠的一具活检体，而小说在这里又死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