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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的箭射向光影之间一则小说的指涉论（第2页）

？还是“神欣赏眼光看得远且能背弃同类、出卖同类间秘密以依附较高权力的人”

？这些看来似乎既不更接近也不更远离真理的寓意还可以无限延伸、扩充；它们所带来的教训未必比伊索原先的高明或者逊色。

归根结柢：伊索寓言的寓意也无所谓正确或谬误，寓意只是一个符号学上的需要——有了寓意，寓言似乎是找到了靶位的箭矢。

可是箭矢早已射出

我们的确可以想象：为一部小说寻找寓意的批评家要比为一则寓言添上寓意的寓言作者或编者更为辛苦。

小说家挽弓抻臂，一箭射出，批评家则尾随而发，在箭矢落地之处画上一个靶位，然后他可以向尚未追踪而至的读者宣称：这部小说表达了什么什么以及什么，符合了什么什么以及什么。

倘若批评家像先前那个故事里欣赏燕子的人类一样具有善意，他会把箭矢落处画成靶心，周围再饰以层层辐辏的同心圆，声称小说准确地指涉了什么什么以及什么——“人类认为燕子很有智慧，就留下燕子和人类住在一起”

“只有燕子受到保护，并且可以安心地在人类的屋檐下筑巢”

。

当然，批评家也可以将靶位画得偏些，甚至偏得很遥远。

问题恐怕不在哪些批评家具有善意，哪些批评家欠缺善意。

在小说中寻找寓意的工作牵涉到这门艺术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受制于类似古老寓言之寓意的咒缚。

人们无法想象小说像一个力士所干下的“无的放矢”

的勾当。

一部小说容纳了多少并不真的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角色，他们却能像现实世界中的活人一般说着人话，干着人事——这难道不比狐狸能请鹳鸟吃饭、青蛙想比牛更肥大之类的故事更加荒怪吗？正因其荒怪，小说也就犹如寓言一般也有了它符号学上的需要；它必须具备一个寓意，它必须有所指涉，它不能一箭射出，不知所终，它得落在一块可以供读它的人为它画上靶位的墙上、地上或者什么东西上。

从这个譬喻的另一面看：小说家也不可能为了去准备指涉某一个靶位而写作，因为设若有这样一个靶位，它必定是缘于早先已经出现过的一部作品而画出的，一个靶心之上不可能容得下第二支箭矢。

在这里，辛苦的批评家必须理解的则是：为一支落下的箭矢所画的靶位却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庄子的箭射向何方

用中文的词组来说，“庄子写了许多‘寓言’”

，在《庄子》一书中甚至还有《寓言》篇。

这个字眼拿来翻译fable、allegory之后，会让庄子和伊索、费德鲁斯（Phaedrus，约前15—约50）、拉·封丹乃至于莱辛（GottholdEphraimLessing，1729—1781）、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看起来像是在参加同一局射箭大赛的力士一样。

不过，我宁可在伊索的狐狸、青蛙和燕子后面追踪庄子的箭矢，乃是因为他更让我逼近“小说”

这门艺术的指涉论。

庄子曾用“酒杯中的水”

来状述语言，从而创造出“卮言”

这个词。

由于容器不同，水的形状亦随之而异，这种没有固定形状、随器而变的性质正是庄子对语言的本质的理解。

那么，盛装语言的容器究竟是什么呢？曾经建构了符号学（semiotics）的美国思想家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以“诠释体”

（interpretant）这个字来概括那些“能了解某种符号（sign）代表某些对象（object）的人”

。

所谓诠释体，正是受到某个业已成形的语言系统所制约的族群；质言之，一旦某人了解了某符号指涉着某对象，某人即已隶属于这个语言系统，他也就不可能自外于庄子所称的那个“盛装语言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