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谵妄的执迷一则小说的疯人院（第3页）

在女人中，我所爱的当然是美；在人类社会中，我所爱的是绒毯、附有弹簧的马车和敏锐思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理智与事实告诉我：电流与蒸汽比贞洁和吃素含有更多的人性与爱。

在这一层反省上，契诃夫激切的用语一方面显示他和托氏一样具有与自我决裂的勇气（契诃夫承认托氏强烈冲击着他的心曾长达六七年之久），另一方面也显示他对“执迷”

这一精神状态的夸张反击。

对契诃夫这样一位擅长也热爱透过生活事实从事观察、记录的小说家而言：执迷者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角色。

在我们再度想起欧莲卡那个近乎病态的“爱的付出者”

之前，先看一看那个小公务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

切尔维亚科夫，蛆虫之意。

厌恶卑微小人物的勇气

卑微的小公务员伊凡在看戏的时候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喷上任职交通部的将军布里扎洛夫的秃顶和脖颈。

伊凡赶紧道歉，却敏锐察觉口称无碍的将军眼中有一道凶光。

伊凡于是不安益甚，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对方终于不堪其扰而光火了，把伊凡轰走。

伊凡“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

……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

这篇译成中文还不满两千五百字的小说营造了一个小公务员的不朽典型。

契诃夫撰写此作时才二十二岁，《小公务员之死》（1882）甚至可以说是契诃夫杰出的短篇经典。

在这里，短视的写实主义批评家当然可以嚣嚣而言，谓契诃夫“暴露了封建官僚体系对卑微小人物的压迫”

或“揭发了达官贵人的阶级嘴脸”

。

但是伊凡·德米特里·“蛆虫”

之所以成为一个典型，岂非来自他对自己卑微处境之不可动摇的耽溺？岂非来自这个角色“可厌的”

执迷？的确。

即使是一个再善良和蔼、不摆架子的长官面对这小人物自卑的骚扰，也都不免有嫌恶之感的。

契诃夫准确地掌握了这个情绪——一个混糅着对伊凡的同情与嫌恶的情绪——让莫名其妙的死亡结束了莫名其妙的疯狂。

此一掌握能力的来源之一，用契诃夫自己的话说，可能是“我的体内流着农民的血，所以我对农民的德行毫不觉讶异”

。

此处所称的“德行”

，绝非那些理想主义气质浓厚的贵族子弟如托尔斯泰之流那种纲领式的怜悯、同情与一视同仁的博爱所揄扬的正义、美好而已。

契诃夫之所以慨言俄国的“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

，正在于他眼中的农民、囚犯以及更广大的受苦民众不只是善良、淳朴、受欺侮、遭迫害的；他们同时也是愚蠢、无知、甘于卑微、无能反抗的，像伊凡那样的蛆虫一般的。

也正因为比强调“不抵抗主义”

的“托尔斯泰主义”

多了一层对立面的理解，契诃夫才会留下这样的名言：“对痛苦当以悲鸣和泪水回应；对卑鄙行为当以愤慨还报；对丑行当投之以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