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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章 四民并列古已有（第3页）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

与“士农”

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

，是以“士农”

为优，“工商”

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

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

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

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

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

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

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

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

。

[《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

，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

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

：一是“以农为本”

，二是“轻徭薄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