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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梅猜到了一点，但她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宁肯鸵鸟般挺到必须面对的时刻。

回到省城，陈立拉她进了家很好的西餐厅。

耿梅不喜欢吃西餐，几片叶子用酱拌一拌要38元，两勺子下去就没了的汤，一块肉煎一煎又是98。

但是这顿饭的意义不在吃，而在于陈立要说了。

说就说吧，耿梅觉得自己快到临界点了。

伸头缩头都是一刀，她推开红酒杯，按捺住内心狂涌的无力问陈立，“是不是有事想跟我说？”

陈立不敢看她的脸，低头只顾切开面包，抹好黄油送到她面前，“刚出炉的，热的，你尝尝？”

这个样子，是心虚了……耿梅接过面包咬了口，嚼了几下默默咽下去，“说吧。”

陈立吞吞吐吐，他也为难。

耿梅和他商量过，在外地读书的两年里她仍然兼着公司的账。

也不是难事，平时进进出出的原始凭证由出纳理好，每个周末耿梅回家时做成凭证记账；财务章和印鉴交给陈立保管。

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但自从拿下南方那单子后陈立的生意做大了，资金难免捉襟见肘。

上阵父子兵，他父母当然乐于做儿子的后盾，但钱仍是在公司间走的，明算账的意思，因此现在陈立父母时不时也会过问几句公事-钱扔进去了，总要见个水花吧。

耿梅母亲走了是件大事，按礼节得告诉陈立父母一声，耿梅让陈立去说。

陈立妈听完，讲了几句同情的话，又提起耿梅开学后公司财务上的安排。

她建议，耿梅专心读书，陈立则专心跑市场，至于财务人员，她手头有两个合适人选，一个是退休的老会计，姓黄，她多年的朋友，可以放心；另一个是自家人，三伯家的堂妹，中专毕业，既可以做办公室的杂务，又能跟着老会计学做账。

过了两年，老的要去看孙子，小的要结婚，辞掉都不难。

“我和耿梅都说好了，她会不开心。”

安排虽然周到，但陈立了解耿梅，她不声不响，心里想法多得很，不怕事太多，就怕没事做。

一旦不让她管账，没准生出许多乱七八糟的念头，胡思乱想的更没安全感了。

但陈立妈也不是吃素的，听完陈立语焉不详的解释，翻来覆去又讲了满筐的话，总之做父母全是为了儿女着想，儿女不领情就太让父母伤心了。

陈立的脑壳子快被转晕了，不知怎么会吐口说了好。

他也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黄会计和堂妹就去了公司。

人来都来了，难道还能赶走，他在电话里叮嘱出纳先不要告诉耿梅，这件事该由他告诉她。

陈立远兜远转，话里转了几个圈才说到交接的事。

耿梅的双手放在膝上，揪着裤子越来越紧，差点透不过气。

她清楚公司的经营状况，绝对的蒸蒸日上，陈立这么年轻，又有钱，外头的诱惑能少吗？她承认自己快到了病态的边缘，出去读两年半的书，不抓点实际的东西她不放心。

陈立明白的，也答应了的。

陈立小心地看着耿梅的脸色，他可不知道耿梅连掀桌的心都有了。

她长在一个小城镇无产阶级的家庭，搁过去是最狠得下心闹事的出身。

虽然受了学校多年教育，但家庭的影响在她内心绝对也占了一角，耍赖撒泼她也做得出，只要不是在一家消费昂贵的西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