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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料 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外蒙古分离运动分析（第16页）

。

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

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

。

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

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

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

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

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

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

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

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

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

只能是“镜花水月”

。

从清末开始的内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

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

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

的共和原则。

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

正好相得益彰。

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

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

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

，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

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发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

已经有着“中国人”

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

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

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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