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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3页）

白天是他睡觉的时候，可是他只睡半天，下午去干零工。

我提醒过他，不能这样玩命，他在黑龙江克山插队的时候，落下了一身的病，肝炎、腰肌劳损、关节炎一直在折磨着他。

看病？拜托了！

那可不象在中国，别说花不起那昂贵的医药费，哪来的时间？真他妈应了文革中常说的那两句话了，活着就要拼命干，小车不倒只管推。

插兄早我两年来日本，一直打光棍，现在有了女朋友，脸上开始有了红色，拉拉碴碴的胡子也剃干净丁，我真为他高兴。

可是你说倒霉不倒霉？好多在日本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经历，人在异国本来就够惨的，难得有一件两件好事儿，这一好一乐不要紧，准有更倒霉的事儿等着。

插兄实在太惨了！

那一夜他驮尸驮完第八个，觉得恶心。

东京在黎明时最后几分钟的寂静中，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他泡了一杯速溶咖啡，他总爱在下班前喝一杯咖啡提提精神，他不希望女朋友看见他时累得那个熊样，他还要去洗个澡好好地冲一冲，可就是挪不开步子，两条腿实在太重了，说今夜他已上上下下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台阶实在不过分。

电话铃响了。

笑嘻嘻的老板说，最后一个，我给双倍的钱。

他坐上了殡仪馆的车。

他觉得很奇怪，东京、日本的东京怎么会变得那样陌生，车辆还不算太多，街灯黯淡了，一个个高层建筑的窗户里开始亮灯，象日本人的眼睛，小小的、诡秘的，有行人开始互相鞠躬。

他忽而觉得那些建筑、电线杆，也都在鞠躬，一个满月带点红色，在建筑物的峡谷里时隐时现，东方却显得苍白在太阳出来之前。

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个地球黑人白人黄种人，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传说是武大郎传的种，膏药旗上画了个芝麻烧饼，车子停下了，第九个死尸在九层楼。

死尸很沉其胖无比，莫非是个相扑手？忽然之间倒下去的，脑溢血，身上还有酒味。

驮一座山。

他还想早一点回家，女朋友一定等急了。

他的腿直发抖。

冷汗滴落在搂梯上。

他一阵晕眩，从此后不再有光，黑的，黑色无边。

他从最后一层楼面的台阶上摔下去，一直滚到楼底，他是驮死尸来的，他被那个日本的死鬼拉去垫背了……插兄死了。

死于心脏极度衰竭。

我们合用一个电话，我一接到他的死讯，便把插兄女朋友的门敲开告诉她后赶紧奔到殡仪馆，老板连连鞠躬他怕你告他，告有什么用？赶紧按排后事，给上海插兄的家里打电话。

插兄的哥哥已去了美国，只有一个老父亲，老爹泣不成声。

我只听明白一句话：“把他的骨灰带回上海”

；再给他哥哥打电话，一个大男人哭得象孩子一样，“兄弟啊兄弟啊”

没命的喊，还是插兄的嫂子冷静一些，叮嘱我找老板要一笔抚恤金带给上海的老父亲。

我全权办理了，插兄，我们相识一场，一直想好好报答你，回到上海哥儿们去红房子吃西餐，现在为你送终，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我一边替插兄抹身子换衣服一边大哭了一场，驮了一年的死人，想不到现在在我怀里的是我的插兄我的同胞。

日本老板说他来买一套新衣服，我说用不著，中国人穿中国的衣服死了也是中国的鬼。

插兄命苦，我刚才赶回去拿衣服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已经不见了，把他的钱一卷走了，那也是中国人！

我和老板面对面坐着。

谈判的最初几项还算顺利，开追悼会，按照中国的习俗，由中国人操办，老板负责场租费；给死者父亲写一封信，陈述死者瘁死的经过及丧葬过程；老板在死者面前三鞠躬。

困难的是抚恤金，老板提出折合3万人民币的日元，我说10万元，少一分钱咱们就报纸上见、法庭上见。

磨了足足大半天，喝了无数杯咖啡，日本老板一点一点加，3000元、5000元的往上升，就是10万。

我告诉老板你是用10万元买了一条命，中国人是不是人？是人，那你怎么能这样不顾死活地使唤他？日本老板还他妈说中日亲善，二次大战中国人都把赔款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