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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第13页）

指的是自我意识或个体人格，天人关系反映着个体同普遍性的道德实体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道德化的天作为人的本质与社会原则的异化和对象化，是人生道德理想的设定，“天人合一”

作为道德迫求过程构成人生的内在动力，如同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通书.志学章》）“天人合一”

作为道德的最高境界则显示了人性的完成和人的价值的实现，“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

（《通书.孔子章下》）表示的就是这一境界。

黑格尔在论述道德世界观时曾提出一个伦理精神，他认为伦理精神是伦理实体与自我意识直接的统一体。

在道德世界观里，意识自己有意识地创造它自己的对象，它按照根据进行推理，从而设定这对象性本质或客观本质，它自己成为产生对象的那个能动的东西。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这种意识和它的对象的关系，先在地具有同一的基础。

黑格尔认为，理念作为被规定的普遍性的主观性，是在它自身内的纯粹差别，这种差别可理解为个体（主观）和一般（普遍性）的对立，在这种前提下，理念实现其自身也就实现了对方。

因此，理念出现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同一。

【黑格尔：《小逻辑》第41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黑格尔对伦理精神的分析给我们的启发是，“天人合一”

所指的主客合一并不是指人（主体）与纯粹的自然（客体）的合一，而是指人同自己异化和对象化的本质的合一，归根结底，是个体同社会的合一。

三、天人合一是政治理想

圣人作为理想人格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境界，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道德和法律、个人人格修养和国家政治生活两位一体，相辅相成，凡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真正追求的是“内圣外王”

之道因此，“天人合一”

不仅是个人人格的理想境界，它还是封建国家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

较早从政治角度阐发天人关系的是《老子》的作者，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张舜徽：《老子疏证》卷下）天道自然，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及其变化运动都是自然而然，无为而为。

他把这看成人道的榜样，奉为政治的最高原则，“道恒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同上）“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疏证》卷上）从宇宙必然的法理中引出人世应然的政治规范，是《老子》政治哲学的突出特征，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方法，它在荀子思想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荀子从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方面强调天人一致性。

他把“诚”

这一天地与人共同的内在原则和精神状态物化、外化为“礼”

，于是“礼”

就成了宇宙秩序，“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

（《荀子.礼论》）他把礼夸大为天经地义，目的不在于为自然万物设立一个秩序，而在于为社会制度的礼寻找一个本原和依据，天道与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原则同一不二，或者说，社会原则本于天道。

这意味着天道是最完善的制度和原则，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民如能契合天道，便可达到理想的政治局面。

但是，荀子毕竟还注意到“天人之分”

，混同天人之道还仅仅是一股潜流。

这股潜流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中泛滥开来。

董仲舒的天人论是带有神学色彩的政治哲学。

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汉武帝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帝王之道是共同的还是各不相同？它是经常变更，还是永恒不变？帝王之道的兴废决定于人，还是决定于天？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国家政治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什么？他要求董仲舒给出“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即从根本上给与说明。

对这些问题，董仲舒的基本观点是，帝王之道是一致的，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

因此，道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但具体内容又可以随天命转移作适当权变；王道的兴灭取于人，不取于天命。

他认为国家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天道，“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