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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两次海洋机遇的丧失转载（第4页）

[21]（p2401）

综上所述，宋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

中国拥有世界最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大规模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已经形成，政府重视民间海外贸易。

其结果是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支撑海外华商网络的海外华人聚居地也逐渐出现，中国商人主导了印度洋和东亚的海上贸易。

这一海洋发展的态势，丝毫不亚于16世纪前期欧洲人的海外扩张。

然而，宋元时期出现中国的海洋发展机遇，被明朝政府的海外政策所扼杀。

郑和下西洋即是明初海外政策的组成部分。

从明太祖到明成祖，明代前期的海外政策一脉相承，其核心是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朝贡制度是明代前期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海禁政策是明朝内政的海外延伸。

朝贡制度有两个目标，一是制造万邦来朝的盛况，为甫得政权的明朝皇帝增添统治合法性的光彩；二是政府直接掌控对外经济联系，独占海贸之利。

海禁政策既是为了扼杀民间海外利薮，也让朝廷能严密控制臣民，防止他们在海外生乱。

朱元璋称帝当年（洪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派遣使臣携诏书到安南和高丽，宣告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和自己已经荣登帝位：“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不好通。

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

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茨诏示，想宜知悉。”

[22]（卷37，p22-23）次年正月，又遣使到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宣告即位的诏谕。

[22]（卷38，p11）味元璋在位31年间，先后向海外30余个国家遣使20余次，13次集中在其即位的前三年，有120余个使团入贡。

[23]（p122）

明成祖在遣使诏谕海外诸国朝贡方面，比乃父更加迫不及待。

在其夺得帝位仅3个月后，就遣使携即位诏书到日本、占城、爪哇、暹罗、琉球、苏门答刺、西洋等国宣示，并谕礼部，让其优待朝贡者：“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

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者，皆宽宥之，以怀远人。

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

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

。

[24]（卷12，p7）朝贡贸易在明成祖时代（1402—1424）最为轰轰烈烈。

永乐一朝，到海外宣谕的使者如过江之鲫，达21批之多。

来中国朝贡的使团有193批。

[25]（p140-142，183-184）有些朝贡使更贪得无厌，大量运来明朝早已库胀仓满的滞货，让好大喜功的明朝高价吃下，“虽倾府库之贮亦难满其谷壑之欲。”

明太祖曾规定，“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

[22]（卷159，p2459-2460）但明成祖花老子的钱不心疼，当看不过贡使形同奸商的明朝地方官建议对大量携带私货的贡团随员征税时，明成祖却大方地下令，“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

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24]（卷24，p447-448）倾中华国力的郑和下西洋壮举虽把朝贡贸易推向顶峰，却也把朱元璋时期积下来的“百姓充实、府藏衍溢”

的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

海禁政策是明初统治者敌视中国民间海外开拓的体现，是明朝对内高度集权专制在海外的延伸。

明初法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紬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

[26]（p12）海禁政策首颁于洪武四年（1372）12月：“诏……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22]（卷70，p1300）其目的是为了肃清海上反明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