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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恩怨两千年全四册第十一章 胜与败（第3页）

其中，那些德高望重、从业多年的老教师，还能在每年受到幕府将军的亲自接见。

而对于学生来说，老师就如同再生父母一般，即便是寺子屋毕业，即便是踏入了社会，可一旦碰到什么无法决定的事儿还是会去找自己的启蒙老师商量，听听他的建议，临走前还不忘毕恭毕敬地说上一句谢谢先生。

非常讽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学校，非常流行这么一句话：“出了事儿找谁商量也不能找老师商量。”

甚至还发生过因为要查书包而引起了纠纷，导致学生噌地摸出一把水果刀给了老师一下子的悲剧，这在江户时代那是绝对难以想象的，以至于现在日本人自己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各种以师生关系为主的作品层次不穷，从很久之前的金八先生，到现在在中国都异常流行的GTO（麻辣教师）以及极道鲜师，为的就是能够引起全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然而却是收效甚微。

当然了，学生捅老师这事儿肯定是学生不对，但老师们也该自我反省一下，对于教师二字，是不是仅仅将其当作一种职业就足够了呢？

寺子屋出现的原因，归根结底源于日本人的一种认知，那就是“小孩子是大家的共有财产”

，也就是说，不管大人的贫富好恶，小孩子都是无辜的，不能因大人的种种而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全社会都有责任如同帮助自家孩子一般来帮助任何一个小孩子的教育或者发展。

这话其实中国人在好几千年前就有说过，那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在明治五年（1872）的时候，日本政府进行了一场统一学制的改革，所有的寺子屋都被废除了，但是，寺子屋为日本奠定下的结实的国民素质基础，成为日本迅速发展为近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话说，晚清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跑日本去留学，想学一下日本的维新以便让中国用了也好富强一把，可这批人越留学越郁闷，他们惊讶地发现，日本明治维新所干的那些事儿，大清基本上都干了，买洋枪洋炮，大清没少买；学着造各种西洋玩意儿，大清的江南制造局和安庆军械所那要比日本的强得多；他日本炼钢，我大清制铁；他日本请洋专家，我大清找洋教练，总而言之一句话，两国的变革几乎是完全相同，不分早晚就以相似度来论的话，完全可以说清朝的洋务运动是抄袭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也能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洋务运动的山寨版，那为何日本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强国，并且在海上将大清打败，而且还随着八国联军一起攻入北京城呢？

这群留学生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总结出了一个原因：民智未开。

当然不是说中国人笨，而是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被开发出来，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人的隐藏属性没有被激活。

我们都知道，开发智力除了吃补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教育。

而中国人，尤其是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并不怎么重视这个。

应该讲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深知教育重要性的民族，自古就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这样的名言，但关键的关键，就出在“百年树人”

上面。

百年。

中国人不是不肯搞教育，只是觉得教育花费时间太长见效太慢，权衡利弊后，还不如买几艘船搞几门炮。

在洋务时代，曾经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叫李提摩太，这人我们后面会提到，他向李鸿章建议说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对此李鸿章认为开销太大，但李提摩太说这会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得到的答复是20年，于是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曾建议光绪帝去日本考察的王照，也对康有为说过：“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

但康有为却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公元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他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

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而孙中山只是告诉他：“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一个洋务派领袖，一个维新派领袖，一个传说中革命的先行者，三人都堪称是数百年来人中之杰，却都如此性急。

而造成的后果你也看到了，买了再多的船，装了再多的炮，没人会玩，仍是一沉到了底。

国民教育决定国民素质，国民素质决定国民行为和国民心态，国民行为和国民心态，则决定了国运。

我想，大致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