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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秦帝国骤然灭亡的两个最重大原因（第6页）

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

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

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

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

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

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

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

，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

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

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

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

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

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

，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

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

，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

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十二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

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

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

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

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

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

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

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

的萎缩表达方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