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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灭门案背景复杂（第2页）

吴副科长确实非常恨陶为良，但他从没有动过加害陶为良的意思，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他在外甥子家喝喜酒，从晚上六点半一直喝到十点钟，最后是外甥安排他在宾馆睡觉的，和吴启超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还有外甥的另一个亲戚。

经过调查，吴启超所言非虚。

吴副科长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吴启超和陶为良之间是有矛盾，但这种矛盾还没有到杀害陶为良的份上，更没有到杀害陶为良和妻子儿女的份上。

制造陶家灭门惨案的人一定和陶家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连吴科长都这么认为。

吴科长还非常肯定地说，陶为良在房管所唯一的仇人就是他吴启超，陶为良为人和善宽厚，在单位里面人缘很好。

如果不是吴科长一心想当科长这档子事情，连他都喜欢陶为良。

陶为良的小姨子——宁志秀的妹妹宁志美，年龄四十岁，家庭主妇，她也是陶家的常客，因为夫家的家境好，她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她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特别喜欢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每次给女儿买衣服，自然要捎带给陶嫣红、陶嫣然姐妹俩买衣服。

陶嫣红。

陶嫣然姐妹俩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姨娘宁志美买的。

前面，笔者提到陶嫣红、陶嫣然身上的睡衣就是宁志美买的。

宁志秀对妹妹一家人也不薄，她在医院工作，宁志美家的人，从老到小，不管谁生病，肯定是宁志秀出面，看病的医生，是她安排的，住院的床位也是她安排的，需要陪护的时候，她主动陪护，因为她是医生，所以，大部分陪护的任务都是由她负责的。

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八年春天，红卫兵和造反派刮起了一股抄家风，地富反坏右成了抄家的对象，资本家更是首当其冲。

宁志美的婆家是资本家出生，龚家的资产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折损大半，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龚家还有一些老底子，首饰、古董、字画和黄金还有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抄的就是这些东西，龚名扬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把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面，然后转移到几个亲戚家，两个木箱藏到了陶为良家，第二天上午，红卫兵到龚家扑了一个空，只抄到了少量字画、古董和银铜器皿。

红卫兵并不知道龚家的家底有多厚实，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向革委会透露龚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转移钱财的消息，于是乎，龚家藏匿到几个亲戚家的木箱全被红卫兵抄走了，大小木箱一共有五个，包括藏匿在陶为良家的两个木箱也被抄走了。

这还不算完，区革委会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把龚名扬抓了起来，按照当时的说法，龚家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转移藏匿这些东西就是转移藏匿赃物，这是一种行为。

陶为良帮助龚家藏匿赃物，也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龚明扬被挂牌子，戴高帽，游街和批斗，陶为良则坐了三天班房。

龚家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很对不起陶家，这大概就是宁志秀夫妻俩和陶家亲近的主要原因。

此前——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上面派人到龚家登记财产之前，龚家也曾将几箱子东西藏在陶家，箱子搬到陶家的时候，没有上锁，陶为良临时买了三把锁，把箱子锁上，把钥匙交给了宁志美。

风声过去，风平浪静以后，陶为良把三个木箱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袁家。

这些情况是袁名扬和宁志秀夫妻俩提供的，除了袁名扬，袁名扬的父亲、邻居魏大妈和袁发展、雷景华夫妻俩在谈话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险恶，人心不古，人们的是非观念十分混乱。

人们都想在政治上独善其身，不受任何人的牵连。

夫妻分道扬镳，儿女和父母划清界限，有海外关系，不敢跟任何人讲，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那场暴风骤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每个人都不能躲过那场风暴，连戏曲和从事戏曲的艺人，连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连知识分子，连庙堂里面的菩萨都不能幸免于难。

帮别人藏匿赃物，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连宁志秀私下里劝丈夫陶为良要三四而后行。

但陶为良说，在这种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顾不了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