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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鉴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心理已经遭到人为操控，允许国家运作大规模的秘密监控系统的真正危险却被过分地轻描淡写。

即便恐怖主义的威胁的确达到了政府所宣称的程度，那也无法为国安局的监控计划撑腰。

人身安全之外的价值与人身安全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自国家成立之初，这种认识就潜藏在美国的政治文化当中，而对其他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国家和个人不断在做出选择，将隐私及相关的自由的价值置于其他目标（如人身安全）之上。

的确，美国宪法的第四修正案目的就在于，即便某些警方行动会有助于降低犯罪，也要予以禁止。

如果警方无需搜查证即可闯入任何人的家中，那么凶杀、强奸和抢劫分子也许会更容易受到震慑；如果允许政府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安装摄像头，犯罪率可能也会大幅下降（对于入室盗窃而言则肯定会是如此，可大部分人一想到这种做法还是会表现出极其厌恶）；如果允许联邦调查局窃听我们的谈话内容，获取我们的通信信息，大量犯罪问题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预防，并可得以解决。

然而，宪法已经明文规定，禁止这类国家行使的猜忌性侵犯行为。

若对此类行为说不，也就意味着我们心知肚明地允许更大概率的犯罪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宁肯让自己面对更大的危险，因为追求绝对意义上的人身安全从来都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社会重点。

除了我们的身体权利不受侵犯之外，另一个核心价值在于要让政府不能插手我们的私人领域，正如宪法第四修正案所言，其中包括人民的&ldo;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rdo;不得侵犯。

我们如此作为正是因为这一领域对生命质量的诸多典型属性‐‐创造、探索和亲密关系息息相关。

为换取绝对安全而放弃隐私对个人的健康心态和生活十分有害，正如它对健康的政治文化也毫无裨益。

对个人而言，这种安全首先意味着生活中充满恐惧，而且寸步难行，届时我们将永远不敢踏上汽车或飞机半步，永远不能参加任何有风险的活动，永远不会更看重生活品质而非一味重视数量，只因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危险的发生。

制造恐慌是权威机构相当喜爱的一种策略，就是因为恐慌可以有效战胜理性，使得权力的扩张和削减权力变得合理化。

自从打击恐怖伊始，美国人就被不断告知，若要想避免灾难的发生，他们就必须放弃政治权利。

例如，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帕特&iddot;罗伯茨（patroberts）就曾宣称：&ldo;我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第四修正案和公民自由的坚实拥护者，不过如果性命休矣，公民自由则无从谈起。

&rdo;共和党参议员约翰&iddot;科尼尔斯（johnnyers）正在参加得克萨斯的再次竞选，在视频中的他是个头戴牛仔帽的硬汉形象，却为放弃权利而怯懦地高唱赞歌，他也这样让步道：&ldo;当你不在人世，任何人身自由都不再与你相干。

&rdo;

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拉什&iddot;林博（rhlibaugh）在向广大观众提出这一问题时，完全暴露出他对历史的无知：&ldo;你上次听说总统为保护公民自由而宣战是什么时候？我实在想象不出……如果我们连性命都不保，那么我们的公民自由也一文不值！

如果你一命呜呼，长眠地下，如果你身处灵柩之中，与泥土为伴，你觉得自己的公民自由还价值几何？一文不值！

&rdo;

一国之民，一个国家，若将人身安全置于所有价值之上，则终将放弃其自由，并会支持权威机构掌握的任何权力，以换得获得全面安全的一纸承诺，无论这种承诺是多么虚无缥缈。

可是，绝对安全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概念，以此作为目标，则它永远都无法实现。

这样的目标会使得参与其中的个人身份受损，也会使得以此为界定的任何国家遭到伤害。

今日政府实施大规模秘密监控系统所带来的危险，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令人战栗不已。

政府通过监控可以掌握越来越多公民的所作所为，而由于保密性壁垒的屏蔽，公民对政府在做些什么却了解得越来越少。

这种局面对健康社会的决定性活力所带来的极大倒退，以及它毁坏权力平衡并让政府权力无限膨胀所导致的根本性蜕变，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

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设想，就是为授予权威机构无可置疑的权力而设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倒退而作。

边沁曾这样写道，&ldo;圆形监狱的核心&rdo;在于&ldo;监视者地位的集中性&rdo;与&ldo;在可以看见对方的同时却不为对方所见的最行之有效的设计&rdo;二者相辅相成。

在健康的民主社会中，事实却是恰恰相反。

民主要求的是问责制和被统治者的认同，这只有在公民了解到政府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些什么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

这里有一个前提，即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政务官员的一切所作所为，并且这方面应鲜有例外。

只有如此，这些官员才可以称为是公务员，是为公众部门效力的，从事的是公共事业，服务的是公共机构。

反过来说，这种社会的另一个前提则是，除了少数例外，政府方面不会去刺探奉公守法的公民的具体所作所为。

只有如此，我们才称得上是拥有个人属性的人，才能以私人身份发挥作用。

履行社会职责和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们才需要透明，而除此之外的每个人需要的是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