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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舅（第2页）

但文艺书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经常和八舅讨论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作品。

有一次八舅介绍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文选》给我看，我问瞿秋白是谁？他说这人如果不死，对新文学的贡献可能仅次于鲁迅。

八舅爱看话剧，每当中华剧艺社演出时，无论是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或是陈白尘的《升官图》《结婚进行曲》，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离离草》，他都带我去看。

我说自己是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成长的，八舅是介绍新文学给我的最主要的人。

1942年，日本兵打进贵州占领独山，震动了大西南。

《新华日报》对此做了醒目的报道。

以后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收复独山时，《新华日报》仅发了一则消息。

学校里的一位历史教员借此做文章，大骂《新华日报》不爱国。

我把这事转述给八舅，八舅告诉了我国共两党对日抗战的态度，特别说明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他说不抵抗引来独山失守，日本人撤走了却大叫收复，《新华日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这有什么不对？我从小长到十三岁，一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读书，受的都是“正统”

教育。

八舅是第一个给我讲国家大事的，使我十分震惊。

我热爱文艺，除大量读文艺作品外，还学着写文章到报刊上发表。

我对理科缺乏兴趣，数理化三门课的成绩都不好。

这种偏废使我遭遇到很大困难。

八舅每周为我补习功课，成了我的“家教”

。

这位老师不仅不收费，还要拿钱给我。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好。

我上中学，学校费用高，全由四爸供给。

母亲给的零用钱很少。

所谓零用，主要是买课外书，看场电影或话剧，晚上吃碗面之类。

八舅知道我的情况后，每周都给我点零用钱，使我大体上过得去。

有一次聊天，八舅告诉我他在抗战初期参加过一个社团。

参加的目的是为了抗日，但第一次参加开会即发现这个社团的活动与它标榜的宗旨大相径庭，从此再不去了。

当时说了就过去了，谁知道这件事给他一生种下了祸根。

从1945年起，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破晓社”

。

校外活动多，难免影响功课。

在我的建议下，我们请八舅补习功课。

就在八舅任教学校的课堂，八舅给大家讲数学。

八舅对我的朋友都很亲切，大家也和我一样叫他八舅。

1946年底我被学校暗中“开除”

去了重庆，八舅和我的朋友仍保持联系，以后他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