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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烈乱族性亡强国 不亦悲乎（第2页）

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

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

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

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

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事实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

而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

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为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的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

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

二字。

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

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

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

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

妄杀之风，在国家庙堂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

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

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

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

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

这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

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

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

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

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

赵秦部族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

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75。

第二代族领是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