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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畏生死艰途的亘古大巡狩（第7页）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

。

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

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

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

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

。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

，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

。

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

的力量。

这次的“德并诸侯”

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

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

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

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

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

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

。

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

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

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点评14]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

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

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

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