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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长城魂魄去矣 何堪君道之国殇（第11页）

在蒙恬的记忆中，李斯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

无论是长策大谋，无论是庙堂事务，李斯即或明确地申述了主张，只要有大臣一力反对，李斯都是可以改变的。

当然，若是秦王皇帝持异议，那李斯则一定会另行谋划，直到君臣朝会一致认同为止。

与李斯交，谈话论事从来都很和谐顺当，可在蒙恬心头，却总有一种不能探底的隐隐虚空感。

蒙恬是同时结识李斯与韩非的。

蒙恬更喜欢孤傲冷峻而又不通事理的韩非，无论与韩非如何争吵得面红耳赤，蒙恬还是会兴冲冲地捧着一坛酒再次去纠缠韩非。

根本原因只在一处，韩非胸无城府，结结巴巴的言辞是一团团透明的火焰！

后来，当蒙恬看到《韩非子》中解析防奸术的几篇权谋论说时，几乎惊愕得无以言说了——能将权术阴谋剖析得如此透彻，却又在事实上对权术阴谋一窍不通，人之神异岂能言说哉！

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喜欢韩非，尽管他后来也赞同了杀韩非……韩非与李斯，是两类人。

在蒙恬看来，李斯生涯中最耀眼的爆发便是《谏逐客书》，孤身而去，义无反顾地痛陈秦政错失，一举扭转了刚刚起步的秦国新政濒于毁灭的危境，可谓乾坤之功也。

也是从那时开始，李斯奠定了朝野声望，尤其奠定了在入秦山东人士中的巨大声望。

应该说，这是李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坚持。

可是，蒙恬从李斯后来的作为中，却总是嗅出一种隐隐的异味：《谏逐客书》并非李斯之本性强毅的体现，而是绝望之时的最后一声呐喊。

在帝国文明新政的创制中，李斯确实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大政之才，堪称长策伟略之大手笔。

李斯领政，所有大谋长策之功皆归皇帝，所有错失之误皆归丞相府承担，极大维护了皇帝陛下神圣般的威权声望，你能说李斯没有担待？然则，蒙恬却分明地体察到，他对李斯的那种隐隐感觉，王贲也有。

那是一次军事会商，蒙恬说到了李斯的主张与秦王一致，王贲的嘴唇只撇了一下而已。

王贲一句话也没说，此后也从来没有在蒙恬面前说起过李斯。

虽然如此，仅仅是这一撇嘴，蒙恬却明白地感受了王贲的心声。

越到后来，蒙恬对李斯的这种不安的感觉便越是鲜明起来。

震慑山东复辟的大政论战中，皇帝对六国贵族的怒火显而易见，李斯便立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焚书令，后来又坚执主张坑杀儒生；其时，李斯对回到咸阳襄助政事而反对震慑复辟过于严苛的扶苏很是冷落；李斯明知一直沉默的蒙恬也是扶苏之见，却从未与蒙恬做过任何磋商……凡此等等，蒙恬都深觉不可思议。

以他对李斯秉性才具的熟悉，李斯为政不当有如此铁血严酷之风。

然则，李斯一时间如此强硬，强硬得连皇帝陛下都得在焚书令上只批下了“制曰可”

三个字的宽缓决断，而不是以“诏曰行”

的必行法令批下。

李斯如此强硬，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突兀变化，蒙恬难以揣测其中缘由，又因不欲牵涉扶苏过深而不能找李斯坦诚会商，这道阴影便始终隐隐地积在了心头……不知从何时开始，蒙恬与李斯的来往越来越少了。

甚或，在朝的蒙毅与李斯的来往也颇见生疏了。

事实上，蒙恬从军，李斯从政，相互交织的大事又有太尉府，大政会商之实际需要也确实不多。

然则，这绝非生疏的根本原因。

生疏淡漠的根本，在于李斯对扶苏与蒙氏兄弟的着意回避，也在于蒙氏兄弟对这种着意回避的或多或少的蔑视。

蒙恬为此很感不是滋味，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李斯叙说。

在这难堪仍在继续的时日，蒙恬从蒙毅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皇帝大巡狩之前，李斯的心绪似乎很是沉重。

蒙毅揣测，一定是王贲临终时对皇帝说出了自己对李斯的评判，而皇帝一定是对李斯有了些许流露。

蒙恬相信蒙毅所说的李斯的郁闷沉重，但严厉斥责了蒙毅对皇帝的揣测。

蒙恬坚信：皇帝绝不会疑忌李斯，纵然有所不快，也不会流露出足以使李斯突感压力的言辞来。

这不是皇帝有城府，而是皇帝有人所不及的大胸襟。

果然如此，李斯郁闷沉重又能来自何方……[点评23]

蒙恬没有为此花费更多的心思，纵然百般思虑，依然一团乱麻。

这便是蒙恬，料人多料其善，料事多料其难，凡事举轻若重，筹划尽求稳妥第一。

唯其如此，蒙恬不善防奸，又很容易将简单之事趋向繁难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