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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帝国回光 最后秦王的政变除恶（第6页）

整个咸阳的官署都变成了应急国狱，罪犯塞得满当当。

老人们都说，当年秦王扫灭嫪毐乱党，也没如此多罪犯，新王有胆识，只怕是迟了。

子婴见咸阳城尚算安定，认定人心尚在，遂决意尽快了结除奸事。

旬日之后，咸阳城南的渭水草滩设了最后的一次大刑场，一举杀了赵高及其余党三族两千余人。

虽是除奸大庆，可观刑民众却寥寥无几，只有萧疏零落的功臣后裔们聚在草滩欢呼雀跃着：“国贼伏法！

大秦中兴！”

这是公元前207年夏秋之交的故事。

赵高一党，终于在帝国末日被明正典刑，彻底根除了。

[点评7]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宦官之身，连续两次实施罪恶政变的巨恶异谋之徒。

赵高之前半生与后半生，直如雄杰恶魔的无过渡拼接，生生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格异数。

赵高数十年忠实追随始皇帝，以无数次的救危急难屡建大功，进入权力中枢实属正道，不存在始皇帝任人之误。

在璀璨的帝国群星中，赵高的强力异能，赵高的文华才具，赵高的精通法令，赵高的敬重大臣，赵高的奉公敬事，其时几乎是有口皆碑，堪称全然与帝国功臣们同质的内廷栋梁。

始皇帝骤然病逝与赵高不可思议地突变，既有着深刻的权力结构的变异法则，更有着人性深处长期潜藏的本源之恶。

赵高的畸形巨变，折射出帝国山岳的浓浓阴影，击中了集权政治出现权力真空时的脆弱特质。

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治帝国，何以被一个突发权力野心而毫无政治理念的中枢阴谋家颠覆？这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永恒课题，更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永恒课题。

赵高的畸形人格，既印证了孟子大师的性善说，更印证了荀子大师的性恶说。

性善说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人性美好的本真。

性恶说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遏制恶欲的法治。

哪个更高，哪个更大，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将成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抉择难题。

人性复杂难测之奥秘性，人性反向变化之突发性，人性恶欲泛滥之毁灭性，人性良善滋生之建设性，凡此等等人性课题，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包容于赵高个案中，成为人性研究的永恒课题。

我们没有理由轻视赵高，以“阉人巨恶”

一言以蔽之。

赵高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具有突发转折性的黑恶休止符，潜藏着打开诸多文明暗箱的历史密码。

可以说，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奸恶权臣中，唯有赵高具有涉足文明史而不能逾越的意义。

赵高之结局，《史记》各处皆云子婴等杀之。

班固却云：“吾读秦史，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

婴，死生之义备矣！”

班固是答汉明帝之问，上书言秦灭诸事说这番话的。

班固之论，附记于《秦始皇本纪》之后。

班固之有此说，或在两汉时尚有不同于司马迁所见到的秦史资料。

以常理推测，子婴不具备依法问罪于赵高而后行车裂的力量，只能是先暗杀而后诛灭余党。

若仅仅车裂尸身，虽有可能，终显乖张。

故此，司马迁的史料甄别该是妥当的。

班固之言，一家一事之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