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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历史烟雾的久远弥散（第3页）

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

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

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

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书·刑法志》云：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

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东汉官方认定“暴秦说”

之外，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

但是，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论说，也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

诸如东汉之桓谭、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为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东汉之后，华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

三国时代的剧烈竞争，颇有小战国气象。

基于竞争本身的需要，这一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有了新的可能。

由于《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撰写，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进的诸“志”

专类，是故，无法评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

然则，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体制，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仍然可见其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

这种评判，较之东汉松动了许多。

曹操被《三国志》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超世之杰矣！”

而曹操对秦皇汉武的肯定也是明确的，其《置屯田令》云：“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

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在三国大政治家中，唯有诸葛亮对秦政表现出继承东汉的荒诞割裂：实际奉行而理念否定。

诸葛亮《答法正书》云：“……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

足见其忠实秉承东汉之传统也。

步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纷争频仍，又逢北方诸族群相继占据北中国，政权不断更迭，相互攻伐不断。

当此之时，中国关于文明史演进的探讨几乎趋于沉寂，玄妙清谈弥漫一时。

无论是官府作为，还是官学私学，对历史文明的总体探讨及其理论总结，都几乎趋于销声匿迹。

这是一个特殊的沉沦时代，两汉时代注重文明演进探讨的历史视野，这时已经变化为注重个人体验的思辨“玄学”

。

在玄学清谈弥漫之时，偶然也迸发出些许文明史探究的火花。

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用刑》，便对秦亡原因做了探讨，认定秦亡并非严刑而亡，“秦其所以亡，岂由严刑？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

其余，如做过廷尉的刘颂、做过明法掾（解释法令的官员）的张斐，也都曾经从论说法令演进的意义上肯定过秦政。

当然，这些声音远非主流，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