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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第2页）

其一，秉持文明史意识，认知秦法的历史进步性质。

秦国法治及秦帝国法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秦之前，中国是礼治时代。

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

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

这是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个古典文明时代最大的骄傲，最大的文明创造。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审视，秦法在自然经济时代都具有历史进步的性质，其总体的文明价值是没有理由否定的。

以当代法治之发达，比照帝国法治之缺陷，从而漠视甚或彻底否定帝国法治，这是摒弃历史的相对性而走向极端化的历史虚无。

依此等理念，历史上将永远没有进步的东西值得肯定，无论何时，我们的身后都永远是一片荒漠。

基于上述基本的文明史意识，我们对秦法的审视应该整体化，应该历史化地分析，不能效法曾经有过的割裂手法——仅仅以刑法或刑罚去认知论定秦法，而应该将秦法看作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其对整个社会生活规范的深度、广度去全面认定。

即或对于刑法与刑罚，也当以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分析，不能武断地以秦法有多少种酷刑去孤立地评判。

若没有整体性的文明历史意识，连同秦法在内的任何历史问题，都不可能获得接近于历史真相的评判。

其二，认知秦法的战时法治特质，以此为分析秦法之根本出发点。

秦法基于战国社会的“求变图存”

精神而生，是典型的战时法治，而不是常态法治。

此后一百多年，正是战国大争愈演愈烈的战争频仍时代，商鞅变法所确立的法典与法治原则，也一直没有重大变化。

也就是说，从秦法确立到秦统一六国，秦法一直以战时法治的状态存在。

作为久经锤炼且行之有效的一种战时法治体系，秦法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改弦更张。

法贵稳定，这是整个人类法治史的基本经验。

一种战时法治能稳定持续百余年之久，这意味着这种战时法治的成熟而有效。

帝国建立而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又因为大规模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力度，因为镇压复辟所需要的社会震慑力度，也因为尚无充裕的社会安定而进行历史反思的条件，帝国在短促而剧烈的文明整合中，几乎没有机会去修改秦法，使战时法治转化为常态法治。

是故，直到秦始皇突然死去，秦法一直处于战时法治状态，一直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修订法律。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秦帝国没有机会完成由战时法治到常态法治的转化，是整个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时代巨大的历史缺憾。

而作为高端文明时代应该具有的文明视野，对这一法治时代的审视，则当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特质，全面开掘秦法的历史内涵，而不能以当代常态法治的标准去指控古典战时法治的缺憾，从而抹杀其历史进步性。

果真如此，我们的文明视野，自将超越两千余年“无条件指控”

的坚冰误区。

其三，认知作为战时法治的秦法的基本特征。

战时法治，从古到今都有着几个基本特征。

即或到了当今时代，战时法治依然具有如此基本特征。

战时法治的超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五个方面：一则，注重激发社会效能；二则，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性；三则，注重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四则，注重令行禁止的执法力度；五则，注重发掘社会创造的潜力。

就体现战时法治的五大效能而言，帝国法治的创造性无与伦比。

第一效能，秦法创立了“奖励耕战”

的激赏军功法，使军功爵位不再仅仅是贵族的特权，而成为人人可以争取的实际社会身份；第二效能，秦法确立了重刑原则，着力加大对犯罪的惩罚，并严防犯罪率上升；第三效能，秦法创立了连坐相保法，着力使整个社会通过家族部族的责任联结，形成一个荣辱与共利害相连的坚实群体；第四效能，秦法确立了司法权威，极大加强了执法力度，不使法律流于虚设；第五效能，秦法确立了移风易俗开拓税源的法令体系，使国家的财力战力在可以不依靠战争掠夺的情况下，不断获得自身增长。

凡此创造，无一不体现出远大的立法预见性与深刻的行法洞察力。

这一整套法律制度，堪称完整的战时法治体系。

战时法治体系与常态法治体系的相同处，在于都包括了人类法律所必需的基本内容。

其不同处，则在于战时法治更强调秩序效能的迅速实现，更强调对人的积极性的激发。

是故，重赏与重罚成为战时法治的永恒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