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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盐政中（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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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常有人说明亡于万历，也有说明亡于嘉靖的。

其实抛开明代祖制和封建社会自身劣根性不谈，从政务实操层面上来说，明代灭亡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是叶淇推倒的。

在盐法初坏之时，弘治帝若能头脑清醒，明白开中之法对明朝边防的重大意义，就不会被叶淇忽悠改为盐引折色，而应该反向解决开中法出现的问题。

改了盐引折色后，直接带来的三个破坏性后果：一是朝廷虽获得了年入百万两银子的短利；但数年之后彻底崩坏的开中法让九边粮草转运成本激增，最后增加到数千万两以上。

到崇祯时，虽狂加辽饷，仍杯水车薪。

二是商垦荒废，致使边地粮价高企，形成恶性循环。

九边日益高涨的粮价导致财政枯竭，而被财政枯竭压垮的朝廷继续搜刮民间，最后积重难返。

三是继续加重了边防和内地的吏治腐败。

盐引折色之后，自弘治帝以降，皇帝大肆滥赏盐引，再加上九边文官、武将偷卖，户部发引前被请托等等，导致盐引大量集中在权贵豪商之家和内廷大珰之手，他们都将持引获利视为平常。

开中取引的正经盐商守支多年，破产者数以千计——朝廷付出了盐利流失和边防粮草自行转运的双重代价，仅仅富了这些食利阶层。

因此，万历初年的有识大臣例如王国光这样的，向朱翊钧喊出“大明危矣！”

这样的振聋发聩之音，就不足为奇。

朱翊钧听几个人细细讲解了开中法崩溃的危害之后，心知盐政兴革的越早，朝廷财政失血的情况就会改善的越早，对以后的改革其利甚大，不容怠忽。

理了理思路，朱翊钧问道：“弊端已知了，如何兴革？”

说完，目视张居正，看看这能臣有什么好办法。

张居正则示意王国光，让他回奏。

王国光道：“臣等商议了，有向前、向后两法。

向前则比叶淇变法更进一步，用‘窝本’之法，逐年消化掉未支盐引，重鼓盐商之心；向后则利用今年晒盐，产盐量大的时机，将未支盐引全数兑付，退回开中之法！”

说完，细细解释何为“窝本”

之法。

窝本之法在原时空由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提出，但此前朝廷已经讨论多年。

以王国光之能力，此前已知皇帝要兴革盐政，脑花儿一冒泡，就得出了和袁世振同样的办法：

将天下所有盐引（未支）和新发的分为十纲，每年一纲为旧引，另外九纲为新引，称为窝本。

九纲新引由商人直接向盐场收购运销，从此朝廷不收盐。

收买和运销权都归于盐商，盐商的窝本可以世袭。

这种方法针对的是朝廷盐场壅积——晒盐增加后的必然结果和盐商守支的现状，一举解决了官盐销路和盐引积压问题，只要加大打击私盐的力度，除了九边粮草问题未解决外，基本解决了现存问题。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积压的盐引分多年消化，权贵豪商不至反弹——算是将此时盐利的灰色分肥合法化。

王国光将窝本之法细细讲了，朱翊钧听明白后，问道：“朕有几个问题。”

“一是天下盐场总产量多少斤？灶丁户数和口数多少？今年全数晒盐，预计增加产量多少斤？积存未支的盐引有多少？”

王国光等情知免不了此问，早有准备，此时回道：“皇上，万历元年，全国产盐四万万九千余万斤，有灶丁一百二十六万八千有奇。”

顿一顿道：“此时未支盐引户部不能全部掌握，从嘉靖元年开始统计来看，计有四百二十万小引，八万万五千余万斤。”

听王国光说产量居然能达到接近五亿斤，朱翊钧心里有了数，示意他接着说。

王国光又奏道：“按皇上去年的旨意，此际两淮、两浙、福建、广东等盐司应在兴建晒盐滩场；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到今年六月，有条件的，都把煎盐转晒盐。

若督促得力，臣估摸着或能增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