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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他特有的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特点便已形成。
我们可以断定:此后,若要再改变他,会很难。
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间所犯的错误,才能从根源予以纠正。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有的罪犯虽然多次受罚,可还屡屡再犯,甚至越犯越大的原因。
实际上,并非经济困窘就会导致犯罪。
诚然,经济困难时,人们的犯罪率会增加,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某些时候,犯罪率与小麦价格的增长成正比。
这只是一种宏观形势的推测,并不能直接说经济形势不妙就一定导致犯罪。
我们倒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形势不佳,人们的合作能力会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一旦达到这个限度,人们就无法再在合作中产生更多供自己消费的价值。
于是,有些人丧失了合作的机会,便走向犯罪。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在处于顺境时,一般不会犯罪;可一旦出现猝不及防的问题,他们便可能去犯罪。
在这里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才是影响他们采取行动的关键。
个体心理学通过对大量案例的调查和研究,终于弄清楚了里面的关系:罪犯已经对他人不再有兴趣。
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合作,一旦超过这个程度,使他们感到了合作的压力,他们就可能犯罪。
假如我们考虑一下罪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会发现,除了社会问题,没有什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
所以说,罪犯选择犯罪行为,常是因为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压力下的产物。
我们早在前面的第一章就提到,个体心理学把我们的生活问题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即友谊问题。
有时候,罪犯也有朋友,但仅限于他们的同类,比如说他们会成群结队,甚至彼此忠诚,绝不互相“出卖”
。
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限制了自己的社交圈。
因为他们无法和普通人交朋友,无法融入普通的社会圈子。
当身处社会中时,他们感觉自己对这个社会很陌生。
其次,是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即职业生涯。
很多犯人在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正当工作经历时,总会抱怨:“你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有多么糟糕!”
在他们看来,工作很不称心,更不希望与别人一起在岗位上辛勤奋斗。
对他们而言,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着要对别人感兴趣,为别人的幸福而承担风险,而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乏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合作精神上的缺乏。
实际上,大部分罪犯都没有为接受正常工作而准备好,甚至未接受过相应的职业训练,难以胜任有益的工作。
假如我们回顾他们的学校生活,就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面临一些障碍,失去了学习兴趣,不愿同别人合作。
这样的话,走出学校,他们发现自己在正常的工作里,竟然无法与别人合作。
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人离开学校后,能在社会上做份正当的工作,无异于让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去参加一场地理考试,还要求他考个好成绩一样。
实际上,假如这样的话,他们要么交废卷,要么交白卷。
再次,就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
诚然,甜蜜的爱情需要彼此共同经营与合作。
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罪犯在入狱或被拘留前,都有性病。
这意味着,他们仅想轻松地解决爱情问题,把爱情对象视为一种财产。
他们甚至认为爱情可以花钱买到,对他们来说,性生活就是对爱情的占有,这不过是占有别人的方式,而非确立终身关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就难怪听到犯人这样说:“如果我不能得到一切,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假如一个人在所有生活问题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么对他的健康成长而言,显然是个大问题。
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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