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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章 一些变化2（第4页）

，所以很看不惯蒋介石打击左派和中共的行为。

攻克武汉后，邓演达成为武汉政军方面的头号人物，他在武汉继续扩大和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工农运动，打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使蒋介石对他更为不满，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

共产党是与武汉站在同一阵营的，但局势发展对中共却越来越不利。

先是国民政府空有军队却在列强面前退缩，结果共产党只依靠发动手无寸铁的群众，就迫使英国将汉口、九江的租界归还了中国。

举国震动，民众为之欢呼深受鼓舞，但这却近乎在某些国民党大员脸上摔了掌，更受其嫉恨，也使其更具戒心。

随后在上海，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时明明蒋介石的军队就在上海附近，却仍坐视孙传芳、褚玉璞和张宗昌镇压起义工人，致使起义又告失败。

而所谓的北伐军收复上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仍是共产党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三十小时激战，死伤惨重，击败北洋军后，蒋介石的军队才进驻。

前几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手，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的一系列决议。

全会选举了远在国外的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只是让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军总司令。

但随后，蒋介石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将嫡系部队调集到了沪宁一带，并与虞洽卿等大买办频繁接触，接受反对工农运动的江浙财阀的大笔金援，暗地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滩帮会首脑搅在一起。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有背离大的企图，而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却越来越受限制，动辄得咎，不能不让人担心。

而就在这期间，共产党内部偏偏也不平静。

一方面，瞿秋白批判了彭述之的实质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言论，矛头直指陈独秀，认为应该武装工农并取得军队的领导权。

而毛择东在湖南考察完农民运动完毕，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恰恰对瞿秋白是个呼应。

另一方面，甘陕中共支部的问题，也被人提上了台面。

主要是刘伯坚和宣侠父受到了严重批评，虽然其并没有在现场，一直在西峰埋头研究新理论，但会议还是对其发出了严厉指责。

批评的焦点不是工农运动推广不利，而是集中在其对吴安平这一大资本家和大军阀的妥协上，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

由此，整个北方区委都受到牵连，李大钊也压力倍增。

但只凭指责解决不了存在的西北与中央方针不一致的问题，而刘伯坚、宣侠父也一再声明，靠在湖南、湖北及上海等地的工作方式，在西北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拥护，甚至西北的工人和农民，有许多已经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几乎比富农阶层还要富裕。

这些人需不需要联合？如果联合，又该怎样联合？如果不与之联合，又该怎样应对这种在西北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问题很多，新情况不断涌现，如果找不到新理论和新方法，那么共产党在西北的发展，还真不是很乐观。

至于吴安平，虽确实属于大资本家，同时又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但其开明，能容忍各种异见，并且施政极受拥护，如果冒然与之决裂，反而会引发群众的不满。

这时候，又该如何协调立场？

刘伯坚、宣侠父虽然受到批评和指责，但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却极受重视。

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说，要拔除吴安平这根眼中钉、肉中刺，就必须先对其有所了解，而对于李大钊、瞿秋白、毛择东乃至陈独秀来说，也对原本能力超强的刘伯坚、宣侠父居然在西北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感到疑惑和好奇。

李大钊到西峰来，虽然主要是出自个人意愿，但很大程度也是觉察到，西北可能对中国政局构成重大影响，而从刘伯坚、宣侠父的表现看，似乎西北对共产党也有着一些特别意义。

无论大情势如何发展，变好或变坏，细想一下，似乎独有西北安居在这变化之外，也就是说，西北问题肯定会长期存在。

现在的局势看不清摸不透，还不如到西北来，看这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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