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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章 谁都得晕4（第3页）

“凭心而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虽当上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做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也得到了释放。

换位思考，如果中共实力超强，实行国共合作，先生能答应让国民党员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并可以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可以保密，这样的合作条件吗？”

“这有何不能”

李大钊斩钉截铁道。

吴安平没想到李大钊这样说，只得道：“此时先生这样想，但真到彼时，却不一定会赞同这样做。”

他并不以为李大钊说谎，毕竟弱势一方的平等，与强势一方的平等，其实是两个概念，强弱易位或许观念就有变化，但并不能说此时此刻，他的言语就不真诚。

略过此节，吴安平又说道：“对工农运动的看法，更是促使蒋介石转变的一大动因。

这方面我要说，正是贵党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略了实际，才直接导致出现了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湖南看，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

“《湖南民报》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而贵党的易礼容委员，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

就这样，冲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斗地主不但斗到了军官兵的家里，抓反甚至抓到了国民党大员的头上。

试问，这种情况下，北伐还如何继续，国共又怎能不分裂？”

“这些情况虽有，但绝无你说得这般严重，何况我们已经一再纠正。”

李大钊反驳说。

吴安平先是点头，后又摇头道：“可惜的是，贵党中央其实已经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们的工人运功。

据我所知，赣州店员工会就有明确章程规定：店铺主人必须每年准许店员有至少三个月探亲假；凡本会会员月薪应增加三至四倍；店员做满一年应享有店铺十分之二的分红等。

似乎还嫌这样的权益要求不够激进，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锋’的观点。

先生想一想，这不是逼那些店铺倒闭吗？难道店铺一倒，店员反倒有权益了？”

“国民政府必须确保社会安定、经济生产正常运行，才能得到足够的税收，才能得到维持北伐的足够战费和维持地方军政的足够开支。

但这样的工人运动，却直接威胁到了工厂的生产，致使百业凋敝，间接又危害到了北伐军的后援和国民政府的财政，能不引来反感和仇视吗？”

“再看看你们的农民运动。

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

事态由‘杀猪出谷’发展到捉人游乡，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便频频发生。

据闻——呵呵，对又是据闻——毛择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提到：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民国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农村运动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

那些‘土豪劣绅’是重要的纳税人，农民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使他们失去纳税能力；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又严重影响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

湖南的农民禁止粮食输出，结果使得乡村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粮贩，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自然也就不再纳税。

这样，各级政府财政危机实际更是愈演愈烈。”

“工农运动还严重影响了北伐军心。

两湖军队中的基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亲戚遭工会、农会‘’，试问他们还有心思北伐吗？这样的北伐不正是革他们自己的命吗？据闻，更有甚者，如军一军之长何键这样的人物，他的父亲都被五花大绑游，拉着游街示众。

国共如果还能合作下去，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李大钊痛心道：“这些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

仲甫就很不赞成，他曾找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求李维汉采取措施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并在中央会议上直接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

上个月，湖南党组织也进行‘洗会’，将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了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