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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百年战争（第5页）

2万骑兵渡水与匈奴左贤王、左大将部2万骑兵激战，杀左大将。

后李广利军退至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人马劳倦，被匈奴5万骑兵追及，双方激战，死伤甚多，汉军大败。

公元前79年（汉昭帝元凤2年），匈奴派左右二部骑兵2万余，分4队攻掠汉边境地区。

汉军反击大胜，追杀俘斩共9千余人，俘瓯脱王，匈奴向西北远遁。

公元前78年（汉昭帝元凤3年），匈奴右贤王、利污王率骑兵4千分三路攻扰日勒（甘肃永昌西）、屋兰（甘肃山丹北）等地。

由于汉王朝预知其谋，下令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加强防御，发兵进击，大败匈奴，射杀利污王、匈奴仅有数百人逃归。

公元前71年，匈奴屡次攻扰西汉边境，乌孙（当时的一个部族，分布在新疆温宿以北）亦遭匈奴攻扰，向汉求救。

宣帝派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等五将率16万骑兵，由河西、张掖、云中、酒泉、五原等地分道出塞，并派常惠联合乌孙共同出兵击匈奴。

匈奴探悉汉军大举出动，人畜远遁，汉军斩获甚少。

是年冬，单于自率万骑击乌孙，虏其老弱欲还，时天降大雪，匈奴人畜冻死者十有八九。

丁零、乌桓、乌孙三部族从北、东、西三面乘机进攻匈奴，斩首数万级，马数万匹，获牛羊甚多，加之冻饿，匈奴人死者十之有三，畜死十之有五，遂彻底衰耗。

至此，东方的汉匈“百年战争”

亦告结束。

“百年战争”

是西汉反击民族侵掠的正义战争，其时间之长久，规模之浩大，斗争之复杂，在古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借鉴。

1．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必须发展经济，不断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西汉王朝在建国之初，由于楚汉相争的国力消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史书记载，西汉初年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一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有的甚至坐牛车上朝），无力抗御拥有30余万强劲骑兵的匈奴人的寇犯，因而采取了妥协的亲政策，实行战略防御，努力争取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相对和平环境。

经过六七十年的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综合国力得到了增强，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

景帝时，在西北边境大兴马宛36所，养马30万匹，为大规模

组建骑兵兵团奠定了基础。

到汉武帝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军队准备了大批兵员；冶铁业、车船制造业、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从而为对匈奴实施大规模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条件。

但是，到汉武帝晚年，汉军与匈奴作战却连遭失败，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反击作战后，西汉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削弱，而匈奴经过16年养息士马，力量又发展到可以与汉王朝相抗衡的程度。

此后，昭帝即位，霍光秉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

汉宣帝即位后，又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把都城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缓和了阶级茅盾，发展了农业生产。

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到西汉以来的最低价格，纺织业和铁器制造业也发展到很大规模，从而使综合国力得到增强，这是宣帝时，最后战胜匈奴的根本原因。

2．战争决策往往决定国家命运，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

战争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高祖至惠帝、高后时，国力孱弱，采纳娄敬等人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防御的军事战略，迁内地10余万口居关中，北备匈奴，在政治、外交上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以公主嫁单于，每年给匈奴进奉

大量丝绸、粮食、美酒、宝马等。

惠帝时，匈奴屡次侵扰北部边境，汉王朝均按高祖既定战略，采取胜了忍让政策。

当冒顿单于来信辱吕后，吕后大怒，欲发兵击匈奴，樊哙自请率兵出击，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

季布言樊哙当斩，并严厉抨击了樊哙在战争问题上的鲁莽态度。

吕后采纳了季布等人的建议，没有因怒而致战，仍奉行和亲政策。

文帝、景帝时期，虽然国力大增，但要从根本上解除北部边患，战胜匈奴还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