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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两次海洋机遇的丧失转载（第2页）

；[6]（p588-589）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

。

[7]（p1345）泉州纲首蔡景芳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收净利钱98万余贯，因商贩额巨大而得补承信郎。

[8]（卷185，食货志，p4537）宋末元初，最著名的海商是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

[8]（卷47，瀛国公本纪，p942）如果说，南宋大海商主要出自泉州，入元以后，东南沿海则形成以太仓为基地的长江三角洲海商集团、澉浦杨氏为首的浙东海商集团和泉州蒲氏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

据说，“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

。

[9]（p374）蒲寿庚之婿佛莲是阿拉伯人，为宋末元初泉州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八十艘”

，家赀“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

。

[10]（p193）太仓朱清、张瑄二人，南宋末年就雄长于海上，降元时，张碹已经有巨舶500艘。

他俩似太仓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田园巨宅遍吴中，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

[11]（p467-468）元代澉浦杨氏世代为官，世代经商，聚集大批海舶。

元初，杨发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占籍澉浦，每岁招舶商。

其子杨梓也因有大量私家船队而被任命为海运官员。

杨梓之子杨枢19岁就以官本船浮海到西洋，6年后又自备舟楫粮秣，护送西域使臣回波斯湾的忽鲁模斯。

元代中期，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二三十年，拥有可与澉浦杨氏相比的庞大私家船队。

根据吴承明教授的看法，在明代万历年间，数十万就算是大贾，上百万的是少数。

在明朝嘉、万年间，积资50万两以上的就算是天下头等富豪了，这种富豪，全国只有17人。

[12]可见明代大贾的财富，已远不如宋元时期的海商。

宋元时期的中国海商，其海外贸易范围、财力和探险精神，完全不亚于15世纪地中海城市的商人。

2．对海外的认识空前丰富

唐代前期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海夷道”

，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

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

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11]（p8431-8432）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海域。

到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亲身所经历，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

仅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的海外物产和商品的种类就达352种。

[14]（后序，p385，427-434）

郑和下西洋动员人力数以万计，所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海外资讯整体上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所知。

3．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

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

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

[15]（p108）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在“长阔、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

长10余丈的福建客舟，[16]（p891-892）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