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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3页）

我望着他，像望着一个不肯回头是岸的大龄&ldo;失足青年&rdo;，一个根本对不起母亲的儿子，一个根本不将&ldo;丈夫&rdo;和&ldo;父亲&rdo;的责任当成一回事儿的家伙。

我暗想‐‐这个吴振海，不可救药，完了。

倘大气环境是不变的，天空与拼块地板何异？

倘时代是不变的，司马迁所作与织布女何异？

倘社会是不变的，度日与经年何异？

倘命运是不变的，人与蝼蚁何异？

无论任何人，当其作为人具有典型性的时候，归根结底，意味其&ldo;窃取&rdo;了时代的典型特征。

乞乞科夫是沙俄时代农奴制产生的怪种，爱迪生是美国资本主义科技童年时代的儿子，雅科卡则是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骄子。

所以雅科卡才会说：&ldo;都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rdo;而伊索的不幸恰恰在于，时代不曾给予他渴望的自由。

十年之后，我第二次见到吴振海时，他已是哈克森公司的董事长，是引进哈尔滨市第一笔外资的人。

当我写此文时，哈克森已是一家综合开发的合资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拥有十个子公司。

十年中我只回过哈尔滨几次，每次行止匆匆，这是我每次不曾见到他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地说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我对中国第一代创办公司的人们，一向持一种极轻蔑的态度。

爱默生曾说过：&ldo;那些咒骂商业的人将会看到，并且不得不承认，正是商业的规律改变了美国，摧毁了它的封建制，建立起一个美国。

&rdo;非常惭愧，几年前，我仍属于&ldo;咒骂商业的人&rdo;中的一个。

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册子《从复旦到北影》中，读者不难发现我振振有词而又偏激的言论。

其中还谈到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ldo;报告&rdo;。

那之后有位女性读者给我写过一封信，论述了与我上面所引的爱默生的话大致相同的思想，友好地&ldo;批驳&rdo;了我对商业的敌意。

这使我甚为恼怒，复函乏善，言辞咄咄，还用了几串&ldo;国骂&rdo;。

斯年一九八五年或一九八六年。

倒并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点儿也经不起&ldo;批驳&rdo;的地步。

何况于对方而言，根本谈不上什么&ldo;批驳&rdo;，不过是互相探讨而已。

我之恼怒在于‐‐当年我并没有看到公平的商业原则。

老百姓自谋生路的愿望，当年仍被体制的玻璃隔在商业时代的外面，有如饥汉被拒在餐馆的门外。

商业的原则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恶，不可能获得别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