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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我承认自己的通信能力目前已受到极大限制。

我尽量不使用电话，最多不过是说些含糊其辞或是无足轻重的内容。

我收发邮件都是通过复杂烦琐的加密系统完成。

我和劳拉、斯诺登等知情人之间的讨论都是在加密的在线聊天程序中进行。

我配合《卫报》编辑及其他记者的工作也都是要他们亲自来到里约热内卢，与我面对面进行沟通。

在我们的家中或是车里，我说话都要小心翼翼。

笔记本电脑的失窃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最为私密的空间可能都会受到监控。

如果我需要更多证据证明我所工作的环境正受到更多威胁，那么从如下情况便可见一斑：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编辑史蒂夫&iddot;克莱蒙斯（stevecleons）与我往来甚密，他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华盛顿特区政策分析员，他偶然间听到了一席谈话，并特别告知我。

6月8日，克莱蒙斯在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美联航的休息厅，据他讲，当时他听到了四名美国情报官员大声谈论道，国安局监控事件的相关泄密人和记者应该&ldo;消失&rdo;。

他称自己还在手机上录下了部分谈话内容。

克莱蒙斯认为这番谈话看似&ldo;虚张声势&rdo;，但无论如何还是决定将谈话内容予以公布。

虽然克莱蒙斯相当可靠，但我并未将此事太过当真。

可是这类机构人士在公开的闲谈中提及让斯诺登以及与他打交道的记者一并&ldo;消失&rdo;，的确值得警惕。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关于国安局监控的报道涉嫌刑事犯罪的说法从抽象概念成为了现实，而这一激变是由英国政府促成的。

我从美国版《卫报》的英籍主编简宁&iddot;吉布森那里通过加密聊天首先了解到，《卫报》的伦敦办事处在7月中旬发生了件异乎寻常的事情。

按照她的话说，过去几周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与《卫报》之间的谈话腔调出现了&ldo;彻底改变&rdo;。

这家英国的情报机构原本是就此事的报道进行&ldo;非常礼貌的沟通&rdo;，现在却变成了火药味十足的发号施令，进而是赤裸裸的威胁。

接下来，或多或少有些突然的是，吉布森告诉我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宣布不再允许《卫报》继续刊登涉及绝密文件的报道。

他们要求《卫报》伦敦办事处上交从斯诺登那里得到的所有文件。

如果《卫报》拒绝，就会收到法庭指令，禁止其再从事任何报道。

这一威胁绝非空穴来风。

在英国新闻自由并无宪法保证。

英国法院会对政府&ldo;事先限制&rdo;的要求完全顺从，提前禁止媒体对某些所谓危及国家安全的内容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