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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六十四章 密谋17（第7页）

在那紧张抑或是晕眩之中，我分明感到了一种危险:你们，是无限地大于你的；我们，却未必总能安全如我；而他呢，或许压根就是复数的他们。

——我以为，在那下意识的拖延中，丁一、秦娥和吕萨也都朦朦胧胧地感到了这一点。

任何一点点的力量，都不能够浪费，这就是他的想法，乃至于准则，只要多一点力量，就可以多一分胜算，否则的话，那胜算已经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还要去挑战，都已经是意见无比可怕的事情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希伐若的态度，也有人争辩说是k应该表示感激的。

它是造成目前这种形势的惟一特效药，k自己决不能，也决不敢，而且官方也是不可能容许造成目前这种形势的。

那就是说，从一开始，用不着丝毫弄虚作假，他就发现自己跟官方当局面对面地碰上了，完全可能那么逼近地面对面地碰上了。

不过这仍然是一件值得怀疑的礼物，这样，k固然可以不用说谎和施展手腕了，可是也因此使他处于几乎无法防御的地位，在斗争中吃亏，要不是他提醒自己，官方当局同他自己之间的实力相差那么悬殊。

他能施展的策略即使都施展出来，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那他可能早已灰心丧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实生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莎得应有的地位。

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

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官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

有了偶然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

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但是，节制和谨慎所能起的作用越小，振奋精神就必然越重要。

如果兵力的对比相差极为悬殊，以致无论怎样限制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保证免于失败，或者危险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以致最节省地使用兵力也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应该把力量尽量集中到一次殊死的搏斗中去。

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勇往直前。

于是他就把大无畏看作是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计谋。

这个可怕的女人继续说道，“况且，你们在什么地方得知，二百路易不值得三条人命呢？在计算一些东西时，永远只能从我们的利害关系来算。

只要一个人不再能威胁我们，干掉他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这些人是活着还是进入坟墓，我们不会为此出一个铜板。

所以，选择哪一种，要看对我们自己是否有利，只要有哪怕是最微小的利益，我们都必须毫不后悔地抉择对我们有利的一种。

对于任何一桩无关痛痒的事情，假如我们聪明而且能够主宰事情的发展，就应该毫无疑问地使之对我们有利，而不必顾虑是否有人因而毙命。

如果我们只希望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对通过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感到满足，而且我们会感到，经过不大的努力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敌人大致上也会作出相同的考虑。

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感觉到自己的考虑不是很正确，发现自己不象本来想象的那样比敌人强大，而是比敌人衰弱，他一般就会感觉到军费的不足和其他各种手段。

在精神上就会缺少能够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

因此，他只能尽力地应付，希望将来出现对他有益的事件（虽然他这种期望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战争就好象是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毫无生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现在看来，理论之所以能够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

假如没有这些惊心动魄的实例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需要有相当大的破坏力，那么，理论就是喊哑喉咙也无济于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人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可能的。

因此，我先以最琐碎的舒适问题作为开场白。

我说，即使在大战已届六年的欧洲本土，我们的处境仍然不算是想像中最悲惨的。

我建议每个人问问自己：截至当时为止，有哪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

据我推测，对大多数的俘虏而言，这种损失实际上几等于零。

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

健康、家庭、幸福、专业技能、运气、社会地位等等，这一切都是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

毕竟，我们的一身硬骨，都还完好如初。

一个危险的伤口，简直就像砍去我们一只手臂一样。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了，我们现在虽然觉得缺少他的助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不久也许会发现这损失并不十分严重。

把我们全部的实力孤注一掷，这可以算是得策吗？我们应该让这么一支雄厚的主力参加这一场胜负不可知的冒险吗？那不是好办法，因为那样一来，我们的希望和整个的命运就等于翻箱到底、和盘托出了。

对于自然界的无限力量，要更加崇敬，对于我们自身的无知和弱点，要承认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