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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影响精神病理的形式（第2页）

例如，目前世界各国临床常见与肿瘤、艾滋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有关疑病观念的内容，这些疾病由于现代医学而家喻户晓。

但除此之外，担心“肾亏”

却是有疑病倾向的中国男性患者最多的主诉之一。

又如，无神论者很少有与亵渎神灵相关的妄想或强迫观念。

不过，随着时代变迁，与手机遗失、忘记密码及与考试相关的强迫观念、焦虑情绪却反映了市场经济及高科技社会的生活理想与现实。

4.病理修饰效应（pathoelaboratingeffects）有些疾病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中，基本心理机制及表现形式大体相同。

但在某种文化背景中，一种疾病会由于受到强调、关注而容易被诱发，内容、表现变得复杂化、“精致化”

。

例如，传统的“坐月子”

习俗过分强调严格的信条、仪式，包括不科学的饮食、卫生方面的戒条，容易对孕产妇产生不良的暗示、刺激，使她们徒增焦虑与恐惧，进而将正常的生理-心理过程人为地演变成重大而持续的心理应激，喜事成为家庭成员控制与反控制的人际冲突。

随后可能形成医学上不好解释的躯体症状或神经症性障碍，进入“月子病”

患者角色，甚至可能引起实质性的躯体疾病（如感染、母婴营养问题）。

当事人可能长期对坐月子时期的遭遇耿耿于怀，并发展出一套与传统医学观念相应的解释理论，频繁求医。

5.病理促进效应（pathofacilitativeeffects）有些社会文化因素，会对某些精神障碍、心身障碍的患病率的波动产生影响。

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传统饮食文化观念的影响，许多人以脑满肠肥为“福相”

，在食物供应迅速改善的过程中营养摄入过多，成为肥胖症、代谢综合征患者。

但对另一些青少年而言，流行文化对苗条身材的推崇和对肥胖身材的贬损态度，却导致神经性厌食的患病率日益升高，成为心身医学的重要课题。

又比如，我国农村有大量“留守儿童”

缺乏父母亲的直接养育，导致儿童心身发展受影响，继而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同理，气功诱发的病理现象属于与中国养生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旅途精神病”

也是在中国当时国情之下，因人群季节性超强密度流动容易在拥挤的长途火车中发生。

6.病理判别效应（pathodiscriminatingeffects）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对心理行为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

中国人过去对精神障碍的态度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对许多问题视而不见，不能发现问题或不认为是问题；另一方面，大家又对此讳莫如深，以致医生在发现患者有心理问题时也不愿直接进行心理学性的解释和干预，不敢向患者及其家属提出向精神专科转诊的建议。

随着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人们的心理健康意识得到加强，对于心理疾患的态度、判断阈值逐渐改变。

例如，人们现在对抑郁症、焦虑症有了较多的同情，越来越多的抑郁、焦虑障碍患者能够在患病后得到家属、朋友的提醒，较早做出就诊、求助的决定；越来越多的非精神科医生愿意建议患者接受心理治疗、精神科药物治疗。

7.病理反应效应（pathoreactiveeffects）许多疾病有较明确的器质性基础，文化因素发挥不了太直接的作用。

但是，文化因素却决定了周围人对待患者的态度和行为。

与上述判别效应相关，有关疾病的常模、标准和态度，极大地影响患者受到的对待。

在有些社会里，与精神障碍患者容易被视为累赘、负担，受到歧视，以致他们将求助视为畏途。

而在另外一些社会，患者受到关怀、照料，生活质量、预后较好。

不过，传统文化社群中精神疾病患者预后并不一定好于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

由万文鹏1979年发起，已经多次进行随访的“基诺族精神卫生前瞻性调查”

显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分裂症寿命不长，通常死于基本生存条件恶劣、缺医少药。

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法律、社会管理理念、道德风尚，对形成有利于心理健康的文化环境，对群体和个体层面发展良好的文化心理，都至关重要。

2013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便是体现我国促进心理健康、关爱病患新理念的一部重要法律，将对减少对精神卫生的不良文化影响，增强积极、正向的文化产生长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