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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第5页）

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

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

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

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

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

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

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

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

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

我已经致赠费用四百金，并撰挽联一副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说的也是实话。

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

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

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

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

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

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

……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

：“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

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

……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

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性，砥躬清正”

；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

；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

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

的“完人”

。

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

，“弥增悼惜”

，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另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

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三、明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