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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党的坚强战士乔国桢同志（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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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远

我和国桢同志初次相识，是1926年5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桢来自陕西，我来自河北，都是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出的。

在农讲所，除了结合实际学习政治理论外，还学军事，生活军事化。

我俩因身高相同，军训时，常常排在一起。

我见他的技术熟练，很钦佩，后来才知道，他以前曾进过学兵队。

我俩上课不在一个班，平时交谈很少，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朴实，很能吃苦耐劳。

在学习期间，我们一起接受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同志的教诲;一起去参观海陆丰的农民运动，亲眼看到那里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动人景象;一起参加中共广东区召开的党员活动分子会议。

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使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较全面的教育。

虽然是初步的、启蒙性的，但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革命思想觉悟。

这年9月，我们结业，各自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1930年初，我调天津一区（在小刘庄一带）任区委书记，国桢此时在天津任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当时天津尚无市委，一区直属省委领导，我俩在工作上直接联系，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区是天津纱厂集中的地方。

当时天津有五个大纱厂，其中四个在一区，这里还有一个码头，因此工人集中，是职工运动的重点。

国桢同志常常深入到各厂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这时，正是李立三“左”

倾错误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当时中央错误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在全国发动总暴动的时机即将到来，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团工会，成立统一的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在全国举行武装暴动，并派人到天津，向省委传达了上述精神，帮助省委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五一节发动全市党团员和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众，举行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等。

对此，国桢有不同的意见，并找我交换看法。

他认为，在天津，敌人统治力量还很强大，我党和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不具备举行总罢工和暴动的条件。

目前，党组织应当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最迫切要求，踏踏实实地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揭露敌人及其御用工会的反动面目，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用工人自己的工会或其他名义，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为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创造条件。

我和国桢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根据党的组织原则，我们不能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五一节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国桢被捕。

我们先被押送到警察局。

审讯时，我们都用了假名，表示互不相识，编了假口供。

他化名高子香，因是农民打扮，便说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

尽管我们受到严刑逼供，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和党的任何秘密。

敌人无奈，便把我们按政治嫌疑犯，移交法院审理，送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关押。

在我们进三监之前，彭真、詹大权等许多同志已被关在那里。

彭真同志领导政治犯进行了“反虐待、争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