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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22页）

我是说，由于我们伟大的档案系统，这张纸条或许需要6个月或7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

在随后的几天里，另外4封解雇通知书都被锁进了档案柜。

由于朱迪和施韦卡特拒绝答复这些信，阿瑟最终放弃了解聘他们的念头。

“提出精神病抗辩，我们就能赢？”

朱迪问。

施韦卡特点燃烟斗吐出一口烟：“如果卡洛琳、特纳、玛琳娜、哈丁和科尼利亚愿意做证，说明犯罪发生时比利正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

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我想我们有机会赢。”

“但以前你说过，迄今尚无多重人格症患者在犯下重大刑事案后，能以精神分裂为由免受刑罚。”

“这个嘛……”

施韦卡特微笑道，“威廉·米利根将会是第一个案例。”

7

哈丁医生正在与自己的良心交战。

他很清楚，比利无疑已经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审判的程度。

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哈丁尚未入睡，一边翻看写给弗洛尔法官的报告，一边思忖着能否以多重人格症作为抗辩的理由。

他非常重视“刑事责任能力”

的问题，担心自己的证词会被他人误用。

倘若如此，将会对多重人格症患者的治疗造成不良影响，包括病人、医学界以及其他证人在内。

但是，如果弗洛尔法官能够接受他的说法——因人格分裂导致的犯罪行为应被判无罪——那么这将会是俄亥俄州一个史无前例的判决，或许在全国也是首例。

哈丁相信，比利对10月下旬的犯罪行为毫无控制能力。

哈丁的主要任务是深入了解，并将这个病例引入一个新的领域，以便在今后遇到相同问题时予以借鉴。

为了这个病例，他打了不少电话向专家请教，或与同事商讨。

1978年9月12日，他向弗洛尔法官提交了一份长达9页的报告，阐述了比利病例在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意义。

“患者谈到，”

他写道，“在他的家庭里，母亲和孩子们均遭到肉体上的虐待。

他自己曾遭到包括肛交在内的性虐待。

按照患者的说法，事情发生在他八九岁之时，共持续了大约1年时间，通常是他和继父在农场里独处时发生的。

患者担心继父会杀了他，因为继父曾威胁说，‘我要把你埋在谷仓里，然后告诉你母亲说你逃跑了。

’”

哈丁对整个病例进行分析时指出，比利亲生父亲的自杀让他失去了父爱和关怀，令他处于“不正常的精神压力之下”

，而“极度的罪恶感导致了他内心的紧张和冲突，并产生了一些幻觉”

。

他成了“继父为满足心理和性需求而实施暴力和性虐待的牺牲品”

。

比利幼年时曾亲眼目睹母亲遭到继父无情的鞭打，体会到“母亲的恐惧和痛苦……”

因而“出现了分离焦虑，使他的心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虚幻状态，各种人格随时都会出现在梦境里。

再加上继父的轻视、暴力和性虐待等行为，终于导致人格不断分裂的现象……”

哈丁医生结论道：“我认为患者已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他的多重人格业已完成融合……我还认为，患者在此之前患有精神疾病，因此无法为1977年10月下旬犯下的罪行负责。”

9月15日，朱迪将辩护词改为：“被告患有精神病，因此做无罪辩护。”

8

迄今为止，除了相关医护人员、法官和辩护律师外，公众尚不知晓比利的多重人格症治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