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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官面前的两个小女孩（第3页）

在这中间的救助表现为：政府行动的力度在增强，保护措施在强化，而父母则被逐渐隔离。

而情况一旦恶化，也就是说，一旦注意到措施不利，新的措施就会跟进。

文件上什么都没说：一个法官从无能的父母那里带走了他们的女儿们。

这样的女儿：被扔在地下室里，整个白天都独自留在家中，在成年人的冲突里像人质一样受挟持，8岁的时候还无法阅读和写作。

通俗地说，这是不应该的。

立法者不去考虑，一个未成年人首先是他的父母的孩子，安置本身并不是目的，但社区连父母的一点点疏忽和失职都没法容忍。

2001年1月，儿童社会救助厅第一次就这对双胞胎召开了团队会议，其中的一位心理学家回忆道：

在安置之前，针对其父亲这个人，就安置与否以及安置的时机，专家们并没有达成一致。

但是，这两个孩子学习进度如此迟缓，着实让人焦虑！

这两个女孩智力完全正常，但在学习上陷入了迟滞。

这既不是智力缺陷，也不是智商不合格的问题，她们的家庭环境才是罪魁祸首。

她们的世界太过混乱，这导致她们采取了防卫机制。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看到，对儿童的社会保护尽管是必要的，但它自身就表现出野蛮来。

就在失去妹妹前不久，杰西卡还见了法官。

她们还未脱童稚的时候就饱受讯问，经受陌生人目光的观察，沦为心理学或社会医学报告的对象。

这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教育救助的措施对小女孩们有所帮助，但是也削弱了她们对成人世界的信任。

人世没有条理可言，大人物争执不休，爸爸和妈妈表现不佳。

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一道理解的鸿沟横亘在家庭（经常是平民家庭）和社会服务部门之间。

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变化，佩雷这样的家庭总是遭受偏见。

弗兰克确实遵守规则：他服从社会救助，找了一间公寓，从早忙到晚，但人们还是把女儿们从他身边带走了。

这无异于往他背上插了一刀。

她们跟他过得很开心。

儿童社会救助厅一手造成了三个受害者。

那时候，每当提起和自己的孩子们分离，弗兰克·佩雷总会激动不已。

他无法理解安置的理由：既然他已经出狱，法庭也把他的女儿们托付给他超过了一年时间，却又因为她们在学校学习不好把她们从他身边带走？今天，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他向我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妻子为了探视权把我带去法庭。

法官将监护权授予了我。

我妻子有社会救助部门、议会主席支持她，我有抚养权，但是社会救助部门在监视我。”

和他们的孩子们一样，父母也不太明白他们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么了。

但是他们清楚问题的关键：“我很想照看他们，但是我没有权利。”

一旦法庭将“身处危险的”

儿童带走，就不会再还回去了。

政府机关里冥顽不灵的头脑固执地认定：父母是多余的。

双胞胎的姑姑德尔菲娜·佩雷的愤怒里夹杂着逆来顺受，她指出：“他们都说是‘临时安置’，但是那些家庭从来没有领回过他们的孩子。

这糟透了，但从来没变过。”

社会救助部门回答道，事实正相反，在儿童社会救助厅负责为儿童制定的方案中，列满了往返、安置、回家等条目，法庭和政府机构极力维系家庭成员间的联系。

而现在的观点（古特努瓦尔的报告，基于议员蒂尼和莫尼耶的工作）又引出了这样的难题：儿童处境的不稳定性。

2001年1月9日，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生命中第一次离开南特。

去往潘伯夫，卢瓦尔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