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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社会新闻的诞生（第4页）

新闻的浪潮搅动着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它所持续的时间之长绝无仅有。

蕾蒂西娅的新闻热度还未消退。

与之相比，2011年4月的杜邦·德利格内斯事件——南特一户家庭有五口人被杀，父亲畏罪潜逃，只不间断地“维持”

了10天。

*

记者有时会变成无耻之徒、目无法纪的唯利是图者、吸血鬼，但是他们的职业是提供信息，因为不论是哪个公民都需要知道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

为了回应这一需求和权利，记者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调查——谈话或者笔录，观察或者报告，官方的公报或官方的情报——就像一个历史学家，只不过后者必须明确其文献的来源。

历史学家对于文献的收集应该尽可能地明确、公开、开放，而对于记者来说，应该可以“处理”

任何包含有用信息的原始材料。

二者在动笔前，都要细致地对事实进行核实、剪裁和整理。

在这本书里，我见了目击者，也查阅了文件，并补充了从接下来的诉讼中泄漏出来的信息。

记者的工作和他的消息人士密不可分，后者多少受到保护，是个秘密。

当参与者没有权利露面并说话，那么就要通过一种你来我往的游戏才能获取信息：“泄密”

。

如果知情权确实是因为公众利益才具有了合法性，那么，民主运作的基础就在于一种不法行为，即对调查的保密性原则的违背。

在蕾蒂西娅案件中，泄密是系统性的。

亚历山德拉·蒂尔卡在法新社工作了二十年，其中五年在政治部门，她向我介绍了这种简练的理论：

现场的泄密并不多见。

基本上都来自高层，来自巴黎。

只有垂直的泄密。

就蕾蒂西娅案件来说，它受到了政治权力的利用，信息来往极其迅速，几分钟便够了。

和我们接触的消息人士决定——也可能相反——信任我们。

在一桩案件中，如果对话人被感动了，那消息就出来了：他们想讲出来。

但是能否获得机密并不取决于记者高兴与否。

没有哪个信息是因为偶然或者好心而得来的。

一个消息人士，就意味着某一个人想——出于政治或者策略原因，但有时也因为道德原因——让信息变得众所周知。

调查记者身上的神秘光环、调查和职业风险确实存在着，但是之所以会有水门事件，是因为有人想要尼克松的人头，这就是他提供信息的原因。

从一开始，马蒂诺法官的指令就泄漏得到处都是。

这些机密是从哪里流布出来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大的意义：通过行政系统的渠道，信息可以一路被追溯到各个部门，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和“调查秘密”

相关的细节的传递。

小助手、政府或者警察局的雇员、宪兵队的下级军官、高级职员、办公室人员、部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开口，一个信息不会长时间保持秘密状态。

接着，记者就将之同国家检察官的说法两相比较，进行“剪裁”

。

检察官实际上是唯一一个有权违反调查保密性的人：《刑事程序法》的第11条赋予了他在遵守无罪推定的情况下，将“从程序中获得的客观内容”

公之于众的权力。

三十年来，只有在作为地方联络员和通话者时，他才被法新社视为对话人；今天，在网络和新闻连续播报频道的情况下，他被邮件和手机时刻纠缠着，不分白天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