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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个性侵累犯（第2页）

他是一个更直接、更感性，同时也是感情真挚并且精于算计的政客，他会去分担家庭的痛苦和法国人的不安。

他不是那种面对问题时会袖手旁观的人。

尼古拉·萨科齐会满怀热情地紧紧抓住社会新闻，这促成了他的成功，而它们之所以能引起关注，形诸报道，引起讨论，扩大化，甚至上纲上线，他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蕾蒂西娅案件之所以会爆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在2011年1月25日对圣纳泽尔的海军造船厂的访问（此外，总统的传播干事弗兰克·卢夫里耶就出生于南特）。

为她父母所生、为梅隆所杀害的蕾蒂西娅，可以说是被萨科齐创造的。

她从此以后就被列入到一张受害者的长名单中了，格雷高利、乔纳森、普里西拉、奥里利亚、恩尼、麦迪逊、马蒂耶斯，所有这些儿童的名字都成了案件的名称，成了一系列罪行的概要，正是它们摧毁了她们和她们父母的生活。

一桩社会新闻意味着一个有罪之人。

一桩恐怖的社会新闻需要一个怪物。

怪物必须被关起来。

这种分析上的简单化传达出了我们社会深处的一种运动：指定所有罪行、所有意外、所有疾病的必要性，以及一个引来众怒的负责人。

伴随着有罪之人身败名裂的是受害者的提升：后者之所以无辜正是因为前者的卑鄙。

这种解释力图催生出一个善恶参半的社会。

共和国总统做出了选择，也把法国人引入歧途，因为大多数的性侵害发生在家庭的范围之内：丈夫对妻子，爷爷对孙女，继父对青少年，等等。

中学生和搭顺风车者的攻击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就数量而言并不显眼。

因此，将性侵和诱捕联系起来反映的是一种对危险的错误理解。

对于社会新闻的这种萨科齐式的做法，就其本意而言就是一种政治行为：行动的修辞，“法律和秩序”

的话语，对恐惧的利用，感情的操纵，无处不在的媒体好像成了社会的卫士，“流氓”

和“怪物”

包围之中的法国人的保护者。

这是一种利用感情和安全问题做文章的机会主义，为担任过部长和总统的尼古拉·萨科齐所独有，将累犯造成的危险降到零，他以这种动机来为最具压制性的措施（最低量刑、安全扣留、轻罪人民陪审员、废除对未成年人的减刑）作辩护。

行政机构认为，一旦实施这些措施，社会就会对所有的危险产生免疫力。

一种无能的机制便开动了：每一条新的法律都让人们相信，他们解决了累犯问题；每一种新的罪行又表明了立法的缺失、执法和司法的失败、信息收集的空白、安全措施的不足。

在立法之后，又是一系列的社会新闻，尼古拉·萨科齐的鼓噪因此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他“说的”

远比“做的”

要好。

总统圣言最后灰飞烟灭，永远地沦为无力的独白。

右翼开始对此有所知觉。

自1月25日起，人民运动联盟（UMP）在议会中的头头脑脑们就表达了对所有的“机会式的法律”

的反对。

尼古拉·萨科齐很快就做出了让步，司法部长米歇尔·梅尔西耶宣布，为强化针对累犯的监控而制定的措施，涉及轻罪法庭人民陪审员的法律，二者都将接受审议。

*

对凶手的媒体和政治上的挖掘，就像聚光灯一样照在梅隆身上。

在一则关于圣纳泽尔桥上的白色游行的报道播放之前，法国电视二台的新闻主持人说道：“这个悲剧是否可以避免？我们将在今晚看到这个被认定为袭击者的人经历过了什么样的司法历程。”

2011年1月18日下午，梅隆在“蓝胡子”

邀请蕾蒂西娅喝酒的时候，还是一个无固定住所的惯犯，他经常光顾当地的小酒吧，在勒加斯波的旅行车里筹备入室盗窃，把偷来的摩托车和电脑藏起来。

13次判决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半生。

他的犯罪记录无所不包：破坏、无证驾驶或酒驾、团体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严重暴力犯罪、拒不服从、藐视法官。

他强奸和羞辱狱友被定罪和受审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诉诸暴力、独是独非的草莽之徒。

因为此一罪行，他将被列入创建于2004年的性违法作案人司法档案，每一年他都必须上报自己的地址，每一次搬家都不能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