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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个性侵累犯（第4页）

但是，2000年后对安全的关注，迫切感，效率的要求，尼古拉·萨科齐的急躁，众所共有的焦虑，这些使得以下这点被遗忘了：打击累犯的斗争就和刑事监狱一样古老。

重蹈覆辙这样一个事实既存在于宗教中（重又归附异端之人），也存在于犯罪中（累犯）。

在旧制度下，根据囚犯所犯下的罪行给他们烙上印记——比如，VV表示盗窃累犯。

这是烙在皮肤上的犯罪记录。

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到来，累犯具有了特定的意义。

实际上，它是一个赌注，人是可以改进的，恶人可以变善，可以重新回到他在社会中的位置。

1791年的《刑法典》应该产生“这种双重效果，惩罚有罪之人，并让他变得更好”

。

监狱将成为这种赎罪之地。

然而，累犯表明这项事业整个地失败了。

自此之后，几种回应成为可能：消灭（死刑或终身流放），肉体标记（在1802至1832年间恢复），或者再次投入监狱并加重刑罚。

《拿破仑刑法典》制定了一般性和持久性累犯的规则：所有就不法或犯罪行为做出的新判决就是累犯。

当释放之时到来，威胁便也降临了。

如何保证监狱合格地履行了其职责？如何确定人们释放的不是一个积重难返、不知悔改、无可救药的罪犯？

扼腕于监狱成了“犯罪学院”

，这是自19世纪初以来的老生常谈了：它不仅没能改良犯人，而且让他更为败坏。

两个世纪以后，形势无甚改观：不幸、暴力、混乱、无聊、抛弃感都加重了对犯人的排斥，以至于监狱不过是一个接纳罪犯的流放之地。

就如2008年参议院立法委员会所说的，监狱中过多的人员增加了“被关押人员再度犯罪的风险，对他们的自尊造成了损害，迫使初犯和刑事犯混居，阻碍了旨在帮助犯人重回社会的救助措施”

。

梅隆的“生涯”

不幸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一生都在护理中心、法庭和监狱之间辗转，他在离开这些地方之后就只是吸毒，和或多或少赤贫化了的狱友谋划入室盗窃。

他在他的诉讼中诚实而让人惊骇地说道，监禁“使他的暴力达到顶点”

。

在《拿破仑刑法典》颁布两百年之后，关于累犯的争论狼烟再起。

在尼古拉·萨科齐担任内政部长和共和国总统期间，5条直接或部分地涉及累犯的法律接踵而至。

在2008到2011年之间，至少有6份报告指出了相关的政府部门的无能。

整个19和20世纪的历史都表明，尽管存在着最为严格的法律和机构，累犯仍然猖獗。

那么，既然累犯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当严肃待之。

——没有一个社会能根除犯罪，哪怕是极权主义。

恶、犯禁的欲望、渴望、疯狂都是人类的组成部分，零风险是不存在的。

——累犯也有其社会原因：不幸、教育的失败、前景的缺失、监狱里的人口过剩。

既然监狱在制造罪犯（和恐怖分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与此同时，“累犯问题”

应该紧扣监狱这个狂躁之地的问题。

——在“累犯”

一词的政治和媒体含义中，它表示的是由处于被排斥境地（就如梅隆的例子所表明的，并不必然来源于城市和国外）的年轻人所犯下的罪行和不法之举。

存在着另外一种累犯，同样猖獗，但经常处于法网之外：白领罪犯，例如政客，他们从权力寻租跨越到贿赂，从滥用职权到不合法的活动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