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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马什库勒中学（第3页）

尽管她有幽默感，但她从不开玩笑。

她只是听别人讲。

她是否有难言之隐？不，并非如此。

当然，也可以说是有的，但是别人看不出来，她也不让别人猜出来。

她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深埋心底。

他们两个人都能互相理解，因为凯文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问题。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凯文的话并不多。

我的问题有时得不到回应。

他来自一个人们都沉默寡言的世界，尤其是那些有过艰辛童年的人。

对有些人而言，沉默就是空无，而在其他人眼里他只是腼腆。

*

波尔尼克，拉贝讷里镇：小型的大西洋海岸的浴场，夏天的时候游客如织，到了冬天则一片沉寂。

马什库勒：沼泽地带中的一个小镇。

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在大海和乡村、海滩和小树林之间长大。

她们都在近郊经历了青春时代——必须在早上7点30分赶上学校的校车，在柴油的热气和车顶灯刺眼灯光中与她们的朋友们相会；在他们都要去的学校里，大家都知道谁跟谁一起出去了，如何和为什么关系破裂了；可以在那里抽烟和接吻的安静角落；就像罗杰尔路一样的连排房屋，没有城市的街道，也没有乡间大道，只有连接环岛的交通干线；那些住宅不是买的就是“建起来”

的，都是一层楼的，房间也都在一层，还带有走廊和花园；远离所有的地方，学校、城市、超市、运动和交友场所，这就需要父母开车护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青春期到来后就需要购买摩托车，这一工具可以用来探索未知的自由（双胞胎姐妹在2009年圣诞节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摩托车，蕾蒂西娅的是红色的标致V-Clic，杰西卡的则是黑色的）；在无聊的短假期间，大家一起闲逛，去城中心、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房间、海滩或者森林，还有麦当劳这个约会和交往必去的场所；从夜总会回来之后，年轻人因为拐弯操作不当而殒命。

这些乡村都是毫无特色的地方，不为人知，也没人会想得到，从来没人会去谈论它们——当一桩社会新闻在24小时内就招来了上百名记者，人们接连数周都有幸上了电视，这才会造成冲击。

佩雷姐妹既不属于市中心的富裕青年，他们是在咖啡馆和顶尖学校之间长大的；也不属于郊区的平民青年，街头服饰、喋喋不休的说话方式和混凝土建筑象征着他们的生活。

对于近郊青年而言，校车和专业技能合格证书并不能代表他们。

他们是从不谈论自己、沉默寡言的青年，他们起早贪黑地干活，他们进入手工业部门，也为住在农村和小城市的人提供服务，那里也是他们的出生之地。

如果说，这些农村和沿海的平民阶层构成了克里斯托夫·居依所谓的“边缘法国”

，蕾蒂西娅一案是发生在“卑微的白人”

中的谋杀案，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发生在“卑微的白人”

之间，一个身处失败境地的第四世界的男子，出于一个男人的沮丧或者社会报复心理，袭击了一个同样来自第四世界，但却是热情而融入良好的女孩。

“有些案件就是相互杀害。”

南特上流社会的人们叹息道。

两个月之前，杜邦·德利格内斯一案只是让人们想到，天主教显贵的环境同时掩盖了它大量触目惊心的堕落。

这种社会学画像解释了我在与杰西卡接触时感受到的陌生感。

我来自拥有学历的巴黎资产阶级，我不是在酒气弥漫的不幸中成长的，我没有被儿童法官领走，我没有去职业学校，我坐地铁而不是摩托车出行。

我的特点体现在如下一些关键词中：犹太人、书本和国际性。

蕾蒂西娅代表了一种异质性，就如基督教文化中的法国人，有一个写起来很容易的名字，扎根于某一个地区，是某一个谱系的后人，她或许是阿特柔斯的后人。

我不知道谁更不正常，是她，还是我？

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之间存在着隔阂，而他人的痛苦将我们攫取，萦绕和盘桓在我们头上，并挥之不去。

对于我们自己，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的创伤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的悲剧和常态、我们被驯服了的神经症，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就像是面对着某处的残疾。

在蕾蒂西娅的生命中，存在着三种不公：她的童年，碰到了一个暴力的父亲和一个施虐的养父；她残酷的死亡，在18岁；她化身为社会新闻，这就是说，她的死亡成了景观。

头两种不公让我深感痛心和无力。

对于第三种，我毫无保留地反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