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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叛乱（第2页）

五十年间，只有十来个犯人受到过这种罕见程序的垂青，她让罗伊科·塞舌尔沉冤得雪并获得赔偿，21世纪初最为冷酷的司法错误之一因此得以纠正。

奥里维拉全力以赴、尽其所能地为那些人辩护，但是没有让自己的感情和刑事犯罪方面的稳固经验卷入其中。

她说，一个律师面对自己的委托人的时候，不应该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委托人身陷囹圄，遭受不幸，完全是因为你，也就是说由你一手决定，而你则成了他在自己生活中做过的最坏事情的代言人。

辩护是长期的事业，但是辩词是在庭审过程中准备的，因为法官并不知晓所有的档案，辩论仅仅是靠口头进行。

在刑事法庭上，被告没有依靠自己来辩护的权利，但是，主席最后还是会询问他是否想发言。

这就是说，只说几句抱歉之辞是最好的，因为被告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

因此，一个强奸了小女孩的人会说：“我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而深感抱歉，但是我希望她们会牢记和我一起度过的好时光。”

奥里维拉也向我讲起过，有几个儿童在遭受了乱伦之后，把领取的赔偿金交给了他们的家人。

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做对你父亲也造成了很多伤害”

！

我会说，就其工作而言，奥里维拉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局内人和局外人，她和她自己、和别人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她是一个很投入的律师，但是她并没有被一个角色所束缚住，也不会墨守成规。

她成功的秘诀在于：除了才华出众和埋头苦干，还颇能反讽。

她说，在庭审的最后，律师会按照惯例向法庭主席表达敬意，在离不幸几米远的地方，他们用诙谐的口吻互相交流着精妙的笑话。

这种不同等级间的礼貌造成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景象，就像很久以前战场上不同军官之间的那种礼貌。

但是，在庭审进行到一半，当事实或者证词太复杂的时候，就会有主席哭的时候了。

在梅隆的上诉因为律师罢工而被无限期推迟期间，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并没有和她的同事们分道扬镳，但是她坚持传递杰西卡的声音，因此总是在电话机边熬夜。

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扶着席位说：“如果我们在审理中感到不自在，我们就看看镀了金的天花板。

而杰西卡，她正独自承受着焦虑、痛苦和孤独。”

这并不是我的恭维话，也不是我对南特的资深检察官格扎维埃·龙桑说过的那些话，他第一次接见我是在2015年的5月，地点是他在国立法官学院的办公室。

面对媒体和共和国总统，格扎维埃·龙桑敢于指出，梅隆并非捕食性动物。

他承诺，蕾蒂西娅会被完整地交给她的家人。

在暮色笼罩池塘之际，他是第一个提到“半身”

的人。

我们分别坐在桌子的两头。

当我做出打开电脑的样子的时候，龙桑后退了：他想首先了解我的动机。

对犯罪的迷恋？病态的好奇心？他怕我会把蕾蒂西娅或者检察官奉为英雄，而这桩事情的首要之处在于，一个平凡的年轻女孩不幸地勾搭上了一个处于精神疾病发作边缘的瘾君子累犯；其次，他只是完成他的工作，他不希望像某些吹嘘“他们的”

大案件的法官们一样抛头露脸。

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感到，这个聪明审慎且具有很强洞察力的男人正在回避我。

我没有退缩，并向他着重指出，我的书所针对的，其实也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21世纪初的司法。

龙桑侧耳细听着。

我的话变得更加技术化了，表现出自己在刑法执行法官的职业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文化方面是十足的行家。

他放松了，咧嘴微笑道：

“您已经通过了口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