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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衣苇眨眨眼睛，笑着说：“我觉得彭程应该单独跟你谈谈，让他对婚恋观有个重新的认识。”

“我看有必要，等这次他回来吧，我替你改造改造他，只要你不心疼。

不过，有人在他身边，我恐怕插不进话去了，只能见机行事吧。

对了，年底忙得要死，林芳怎么样了？术后她不是一直想回老家，你怎么安排她的？”

“回去谁能照顾她呀，她父母是两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而且一大把年纪，这些年都是靠林芳给家里寄钱维持日常生活。

这下子，女儿病得这么重，家里的顶梁柱塌了，这一家人还怎么活呀。

可别都看着上火了，能挺一天算一天。

如果，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会提前送林芳回家的，我把她送回去。”

“你告诉她，我忙完这阵子，就去看她。”

“还是别去了，她变得很暴躁，原来的那个保姆也让她吓跑了。

尤其两次化疗下来，一点食欲也没有，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你记得她的头发过去多好，每次见到国庆节旅游时的照片我就忍不住难过。

她也经常抱着那些照片大哭，说着什么：老天爷为什么不让她漂漂亮亮地离开这个人世，为什么先把她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小丑再把她招回去啊。

她不愿见任何人，她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是健康的，而唯有自己是残缺的而且是即将消亡的。”

“不对呀，我记得当初知道病重需要住院时她是很理性的，还一直安慰我们的，这怎么会变成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啊？”

“人的精神力量在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其作用的。

她是精神上先崩溃了，肉体上才逐渐枯萎的。

当初，我考虑再三，没有把她的情况跟彭总说，也没让她说。

可手术的当天，需要家属签字时，我动摇了，一旦进了那道门她真的出不来了，我怎么向她的家人和彭总交代？林芳看出我在签字时的为难，主动把电话打到彭总那里。

彭总接到电话很意外，不知说些什么，只是说，应该让她父母知道，至于钱上他可以帮到底，可是否签字他不知该怎么做。

后来他让林芳把电话交给我，告诉我还是先征求她父母的意见，然后再由我来替他签这个字吧。

他本人会尽快过来看望她的。”

“结果几个月过去了，他没来是吧？”

“是，没来。

我也没再去电话。

这就是所谓的情人，关键时刻，他想到的一定是避嫌。

我恨这些男人，可也只能很无奈地恨，所以更觉得林芳可怜，从内心开始同情她，并尽我所能地去帮她——找市里抗癌协会的义工去照顾她，一下班我就去她那里，化疗时给她讲笑话分散她的注意力，掉头发前给她订做一个跟她原来头发近似的假发，给她洗澡，做她爱吃的上海菜，任她在我身上发脾气。”

衣苇卷起毛衣袖口，一条条划痕清晰可见；刘丽不解地问：“这都是她干的？”

“是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上个星期天去陪她时，她还抓着我的头发向墙上撞去，边撞边说：你凭什么有头发？你凭什么可以挺胸做女人？”

“怎么会变成这样？下次你不要一个人单独去看她了，有危险。”

“恐怕带着别人去，对她的刺激更大。

没事儿，慢慢地，她的情绪会平静下来的，我不会让她伤到的。

那些抗癌协会的义工说，以前她们也见过这种患者。

其实对于她们来说，想战胜病魔，没有什么会比家人的关爱和鼓励更重要的。

可她没有家人，情绪才会如此失控。

我能理解：当这个世界变得已无牵挂时，她们陷入的是极度恐慌的状态，其实‘被需要’是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断了这个纽带，人如同漂浮在太空中的陨石，不着边际的那种恐慌让她们时刻在崩溃的边缘徘徊——时而清醒，会被真实的现状吓着，继而狂躁。

听那些义工说，有很多患者不是死于癌症病情本身，而是被吓死的，或者是拒绝积极的治疗恶化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