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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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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

当《创造周报》风行全国的时候，创造社的声誉也更加昭彰，不少人想和他们合作。

七月中旬，在一次宴会上，《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1888‐1941）当面向郭沫若约请创造社同人代编副刊。

经沫若与仿吾、达夫磋商的结果，决定接受邀约，沫若提议取《创造日》为刊名，同时还亲自设计了刊头，撰写了卷头语。

当月二十一日，被沫若喻为&ldo;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rdo;的《创造日》，就已经崭露头角，吸引了许多不知名的作者来一同培育和爱护。

《创造日》与季刊、周报并驾齐驱，大家忙上加忙，沫若虽不担任主编，但需时时兼顾。

三个刊物都少不了他的文章，周报几乎每期都在等着连载他翻译的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通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日刊也期待他不断提供小诗和短文，总之，他这个多面手为&ldo;创世工程&rdo;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创造社的声名从一开始就是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的，而今身为创造社巨子、著名新诗人的他，外界邀约赴宴会、作报告、写文章更是应接不暇。

他曾先后前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演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

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宣言》中，呼吁一切爱和平、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赶快&ldo;觉醒&rdo;，将艺术的熏陶&ldo;普及于人寰&rdo;。

这时他所说的&ldo;艺术运动&rdo;，是富有革命意味的。

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高呼&ldo;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rdo;，宣称&ldo;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rdo;。

然而沫若知道，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结得成，罗马的城堡绝非一人筑得就，创造社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赞助。

他欣喜《创造日》和《创造周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敬隐渔、周全平、叶灵凤、淦女士（即冯沅君）、倪贻德、严良才、白采、邓均吾、柯仲平等有才气的作家，都是在这期间初露锋芒的，他们为创造社增添了有生力量。

这时候，有将近三十个成员在同心同德地进行奋斗，有三个刊物权当阵地，有广大青年作为后盾，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时期。

在举家归国以后的日子里，沫若如此痴心地把自己的情爱奉献给文艺女神，以唤醒世人病了的良心为职责，以致把十年来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里，他的那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气息了。

不用说，朋友们约他在医务上共同开业，他都婉言谢绝;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人来接，他也推诿不就。

说实话，他已无心于医学，根本不愿替人看病，除非至爱亲朋才是例外。

田寿昌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今铜仁路慈厚北里）时，他的儿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门求医。

这时寿昌虽因与仿吾等人牴牾而脱离了创造社，但与沫若仍时相往还。

沫若毫不迟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医师。

他见海男病得不认识祖母，为诊断是肺炎抑或脑膜炎，便点燃一根火柴试验病人的眼球会不会动，结果未燃尽的火柴头掉在海男的鼻梁边，烧了一个小洞洞，寿昌便戏呼之为&ldo;郭沫若氏洞&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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